文｜金泽宇 编辑｜Via, 邓函云

 

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今后，所有的家长必须“依法带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继《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后，又一部教育领域的重磅法规，也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

 

早期教育作为公共教育的初始阶段，将会在其日后的个体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更好的研究其影响，大量学者已经先后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其中包含：传统人力资本、知识及文化技能水平等当面的影响。

 

许多国家的研究均指出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发展有直接与持续的深远影响。

 

以初学者计划（Abecadarian program）为例，该计划对111个1972-1977年间在美国北卡州出生的儿童进行长期（从出生到30岁）追踪调查。这些儿童在出生时便被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儿童从出生数月至5岁每天有8个小时在高强度和高质量的早教中心度过。

 

结果显示，与那些未参加强制性早教的控制组儿童相比，实验组儿童在19岁时有更高的高中毕业率，在21岁时接受高等教育的机率更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机率也更高 (Campbell 2012)。

 

此外，受过高质量早教的孩子长大后有更强的亲社会力和更低的犯罪率（Nores and Barneet 2016）。

 

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的儿童综合发展项目（Proyecto Integral de Desarrollo Infantil）研究发现，从7个月便开始接受项目提供的全日托服务的儿童比后期参与项目的儿童在心理成长测试上得分更高（Behrman et al. 2004）。这些干预及追踪研究表明，在孩子早期就对其进行教育和培养对其成长轨迹有深远影响。

 

现今，关于早期教育对儿童社会偏好的影响相关研究却少之又少。社会偏好，作为个人道德观的主要体现之一，很少被研究者们重视。

 

社会偏好，是指个人关切他人福利和维护伦理规范的愿望、态度和情感，包括利他行为、不平等厌恶偏好、互惠偏好。

 

关于社会偏好的研究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都具有重大意义。那么，早期教育对社会偏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来自挪威经济学院的教授Alexander Cappelen和Bertil Tungodden、芝加哥大学的John List以及来自南加州大学的Anya Samek，于2020年5月在金融学国际顶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发表论文“The Effect of 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on Social Preferences”，文章探究了早期教育对社会偏好的影响。

01

研究背景

 

早期教育已成为公共教育领域的试金石问题。过去，人们早已开展了早期教育对认知成就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然而，研究发现：早期教育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人力资本。重要的是，它甚至还可能影响个人的道德观，以及他们的社会偏好。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就意识到，社会偏好对个人选择很重要，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结果、社会和及政治制度。但学者们，对形成这些偏好的因果过程却知之甚少。

 

幼儿期是一个社会偏好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个人成年后社会偏好的形成时期。因此，了解童年时期所面临的社会制度（包括幼儿教育）对个人社会偏好的影响程度非常重要。

 

 

02

实验设计与结果

 

A

早期儿童教育干预

 

文章研究了参加芝加哥海茨幼儿中心项目（CHECC）的儿童的行为。该项目是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海茨市的一个典型低绩效城市学区实施的一项独特的大规模实验。

 

实验将在2010年至2012年间3-4岁的儿童分为以下三组：

 

➤ 学前教育：儿童免费提供9个月的全日制学前班，但没有对父母进行直接干预；

➤ 家长学院：包括一个为期9个月的激励式家长教育计划，让家长学习如何在家里教儿童，但没有对儿童进行直接干预。参加该计划的家长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学习，并根据他们对该计划的参与以及他们儿童在测试和评估中的表现获得经济激励；

➤ 对照组：该组儿童及其父母未进行任何干预。

 

学前教育组中，儿童在学校环境中与老师和其他儿童互动，每周5天。这种教育旨在促进儿童的社会情感技能，并纳入了小组互动和合作活动。

 

家长学院组的课程是，通过家长来实施的。他们每两周参加90分钟的课程，并在家向儿童教授相同的课程。然而，与学前教育组不同的是，家长学院组的儿童既不上学，也不与同龄人互动，因此没有对上述情感技能进行锻炼。

 

重要的是，家庭根据家长的出勤率和家庭作业的表现以及儿童的考试成绩，每个儿童每年可挣7000美元。

 

根据儿童入学时的年龄和入学年份，家庭参与这些项目的时间为1-2年。学龄前的儿童参加了81.5%的指导日，家长学院的家长参加了69%的课程。

 

B

社会偏好实验

 

2014年春天，当这些孩子上一至二年级时，作者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激励性社会偏好实验。最终确定了研究对象是：就读于该地区9所小学中的一所的303名参加CHECC的儿童。

 

表1显示，各组的儿童在可观察特征方面保持平衡。

 

 

每个儿童都参加了四个社会偏好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要么作为利益相关者——在自己和另一个儿童之间分配收入，要么作为旁观者——在其他两个儿童之间分配收入。

 

实验设计的目的是引出儿童在三个主要动机方面的社会偏好，这三个动机已被证明对理解分配选择至关重要:自利、公平和效率。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引入了一个广义的效用函数:

 

 

其中，yi是儿童分配给自己的数量，mi是儿童认为公平的结果，Xi是分配决定下可分配的资源之和，maxXi是儿童选择最有效的替代方案时可以分配的最大资源之和。𝛃_i是自利与公平之间的权重，𝛃_i/𝛼_i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重。

 

文章假设，除了下述两种情况外，儿童在充当利益相关者和旁观者时会最大化同样一个效用函数：

 

对于旁观者而言，yi始终为0，𝛃_i定义为旁观者对两个利益相关者之一的收入的偏好，特别是初始收入最低的儿童。因此，旁观者内心对于总收入的分配主要考虑的是公平而非效率。

 

如果要求儿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权衡公平与效率，那么这一结果将依赖于公平对效率的重要性（𝛃_i/𝛼_i）。

 

在这个模型中，对儿童的干预可能以三种方式影响儿童的社会偏好：影响𝛃_i、影响𝛃_i/𝛼_i、影响mi。

 

表2对四个实验设计进行了总结。

 

 

为了研究𝛃_i，文章令儿童们扮演利益相关者。两组儿童都需要完成同样的任务，即将白色的纸放到一个箱子里，将彩色的纸放到另一个箱子里。随后告知他们两个组的儿童一共可以获得10枚硬币，而硬币可以用于兑换一些小奖品。硬币在前面放成一排，孩子们则需要考虑自己的盘子里要放多少硬币，以及其他小朋友的盘子里应该放多少硬币。

 

除此之外，参与者还被要求第二次做分类任务，而另一个儿童决定这项任务的收入分配。，在这个独裁实验中，他们面临着利己主义和公平之间的权衡，但两个儿童都完成了相同的任务，因此他们会认为平均分配收入是公平的。

 

在剩下的三个实验中，参与者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为另外两个匿名儿童做出分配决策。在测量𝛃_i/𝛼_i的过程中，参与者做了一个旁观者的决定，这意味着是对两个匿名儿童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但对他们自己没有影响。

 

参与者被要求在图片中所示的两种可选贴纸分配中进行选择：一种是分配给每个儿童两张贴纸；另一种是分配给一个儿童一张贴纸，另一个儿童六张贴纸。文章假设第二种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因为两个儿童对标签都没有任何特殊要求。

 

然而，不平等的分配是一种有效的选择，因为它使两个儿童收到的贴纸总数最大化。因此，效率实验将儿童一个效率和公平之间进行权衡的分配环境中。当公平相对于效率的权重低于一个阈值时，最优选择效率方案。

 

如前所述，独裁实验中，儿童们认为平等分配是公平的。然而，部分人认为：由于优势或运气所造成的不平等，是公平的。为了确定早期儿童干预如何影响儿童的公平观（mi），特别是他们愿意接受由于优势或运气所造成的不平等，文章进行了两个旁观者实验——优势实验和运气实验。

 

在优势和运气实验中，参与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这一过程不涉及对其自身利益的影响。因此，他们的选择将说明他们是否认为由于优势或运气而导致的不平等是公平的。

 

图1对儿童们在四个实验中做出的决定进行了总结。

 

在第一个实验中，参与者给予另一名儿童的平均份额为42%，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似，有67%的儿童选择分享一半的硬币，而只有7%的儿童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自己，也很少有儿童把超过一半的硬币给了另一个儿童。

 

在第二个实验中，49%的参与者更喜欢有效但不公平的分配，而51%的参与者选择无效但公平的分配。

 

 

在剩下两个实验中发现，47%的儿童在优势实验中选择了平等分配，在运气实验中这一数值为49%。然而，大多数儿童认为，当他们最初的收入不同时，一个儿童比另一个儿童收到更多的贴纸是公平的。

 

为了研究早期童年教育对分配行为的影响，文章重点关注儿童们在实验中存在的不平等分配行为。文章通过两个儿童收到的奖励的绝对差异除以单位总数来衡量不平等性。

 

表3展示了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其中代表学前教育和家长学院的虚拟变量用四个实验中的不平等性来刻画。

 

 

图2展示了四个实验中儿童们是如何进行分配的。

 

 

图2左上角的图表中显示，学前教育组和家伙在家长学院组的结果非常相似（p=0.793和p=0.516），证明早期儿童教育并未影响儿童的自利行为。

 

图2右上角的图表中显示，家长学院组的儿童在效率实验中的不平等性比对照组高34%（p=0.024）。因此，家长学院组使儿童们在分配决策中更加重视效率，而不是公平性。另一方面，学前教育组与对照组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的方式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p=0.635）。

 

最后，图2下方的两个图表显示，学前教育组在比对照组更注重平等。

 

在图2左下角幸运实验中，学龄前儿童的不平等程度比对照组低33%（p=0.057）。

在图2右下角优势实验中，学龄前儿童的不平等程度比对照组低21%（p=0.026）。

 

结合两个实验，我们发现：学龄前儿童比对照组儿童实施不平等的程度低29%。相反，家长学院影响儿童的公平观的证据较少：儿童在运气实验中表现出的不平等略低于对照组，而在优势实验中表现出的不平等略高于对照组，但这些差异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然而，家长学院的儿童比学前班的儿童更不平等，尤其是在优势和运气实验中表现出更大的不平等。

 

 

03

结 论

 

文章探索了儿童在每个实验中做出选择导致的不平等程度，得出以下结论：

 

1. 没有证据表明幼儿教育干预会影响儿童的自私性。

2. 儿童的早期教育对其今后的社会偏向产生了强烈的因果影响。同时，早期教育的内容十分重要，家长学院组使儿童更注重能力，而学前教育组使儿童更加平等。如果家长对参与计划的孩子过度关注，便也会向该组的孩子们传递出“效率大于公平”的观点。

3. 早期儿童教育对社会偏好的形成也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早期教育机构的课程设计，更可能对孩子的社会偏好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这类机构更应该多为孩子们设计一些规范社会偏好的课程。

 

本文的研究结果除了有助于更深入的了解早期社会偏好的发展之外，还引入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在衡量结果是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视角，利用多维度的数据来全方位的进行评估，而不是单一的数据。

 

References

[1] Campbell F A, Pungello E P, Burchinal M, et al. Adult outcomes as a function of 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l program: an Abecedarian Project follow-up[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 48(4): 1033.

[2] Nores M, Barnett W S. The rol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social behaviour of children[M]//Women and children as victims and offenders: Background, prevention, reintegration. Springer, Cham, 2016: 175-193.

 

[3] Behrman J R, Cheng Y, Todd P E. Evaluating preschool programs when length of exposure to the program varies: A nonparametric approach[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4, 86(1): 10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