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论文《新冠大流行时期的不平等（Inequalities in the Times of a Pandemic）》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为一篇综述类文章，于2022年2月发表于NBER上。该研究作者为来自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斯蒂芬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其于2020年1月起担任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共同主编。

 

引言

 

COVID-19的大流行加剧了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现象，并将对不平等现象的演变产生长期影响。本文回顾了新冠疫情如何导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更为突出的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来自于收入分配、不同部门和地区、性别、以及教育机会等几个方面。然后，作者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解决这些方面不平等现象的中长期策略。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自COVID-19开始以来，由于政府通过现有再分配机制和特别措施的支持，税后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但是，这一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的统计数据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这种减少完全依赖于对大流行疫情的短期政策反应。而随着COVID-19的持续，收入不平等将回归原有水平，并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持续和加剧。因此，这一部分依次评述了COVID-19加剧收入分配长期不平等的来源，包括远程工作机会、就业损失、消费和储蓄变化和数字鸿沟。

图1 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在COVID-19爆发后的收入变化

 

相关数据与研究过程

 

（一）远程工作机会

 

1、远程工作的潜力、生产率和工资溢价不均等：相对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进行远程工作的潜力更低、生产效率大幅下降，获得的工资溢价也较小。

 

2、远程工作也可能导致地区不平等。De Fraja等人(2020)发现各地区可在家工作的居民比例在30%至60%之间。Irlacher和Koch (2021)的研究则直接指出，德国较贫困地区的远程工作比例较低。

 

（二） 就业岗位的损失

 

1、短期而言，在COVID-19流行期间，一方面，低收入人群更有可能从事“必要的”职业，这些职业较少遭受裁员或休假。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也更有可能从事远程工作潜力较低，或更容易受到不利劳动力需求冲击的职业。但总体而言，低收入人群也更容易受到失业的冲击（见图2），就业恢复也更慢。

图2 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失业风险

 

2、长期而言，COVID-19带来的长期失业对人力资本有害，降低了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潜力。而且，在疫情期间，经济活动的下降和家务活动的增加，导致工作更加困难，加剧了人力资本的损失。

 

3、COVID-19还可能扩大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由于低收入人群主要聚集在远程工作潜力较低的职业和受疫情影响更严重的行业中，而COVID-19加速了自动化和数字化，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就业市场的不匹配。此外，低收入家庭还遭受了更严重的精神健康恶化，这也可能加剧他们找工作的困难。

 

（三）消费和储蓄

 

总体而言，COVID-19导致了储蓄增加和消费下降。首先，高收入家庭的非必要消费支出的比例较高，但COVID-19降低了他们的非必要消费，进而提高了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对于低收入家庭减少消费的程度，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低收入家庭满足生存需求的必要性，以及政府的支持，他们的消费得以很快恢复。但也有研究发现，西班牙低收入家庭的支出没有比其他群体恢复得更快。

 

（四）数字鸿沟

 

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基础设施也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在疫情期间，设备最差的家庭遭受了更大的网速下降。对于没有足够设备供每个成员使用的家庭而言，人们在家进行远程工作也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此外，COVID-19带来的不利收入冲击，导致许多人失去了进行购买数字设备的能力，这反过来降低了利用远程工作弥补失去的个人机会的可能性。

 

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不平等

 

（一）部门不平等

 

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不平等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

 

1、是否能够在封锁期间保持开放。能够保持开放的部门收入增加，而不能保持开放的部门收入减少。

 

2、线上活动对线下活动的替代可能性。一些行业和企业通过用线上销售替代线下销售，线上规模所占比例已经较高，其受COVID-19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3、在大流行期间提供关键服务的能力。直接站在抗击疫情最前沿的行业，如医疗保健或制药行业，其财务表现都有所改善。同时，对于对疫情下的生活方式有关键影响的信息技术部门，也受益于资本流入的增加和财务业绩的改善。

 

（二）在健康影响和远程工作后果方面的区域不平等

 

1、在疫情期间，无法保持充足社交距离的部门，死亡率较高，而这种部门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

 

2、在COVID-19爆发之后，能够远程工作的高效员工迁移到人口密度较低和住房价格更低廉的郊区，这可能会重新平衡地区之间的机会和价格差异，也可能会提供机会，让低收入人群能够迁移到大都市地区和市中心，进而对各地区的不平等产生复杂的长期后果。

图3 不同地区远程工作的可能性

 

性别不平等

 

（一）远程工作中的性别差异

 

在不失业的条件下，在疫情期间，女性更可能远程工作。这是因为：第一，她们的职业更适合远程工作；第二，由于学校和幼儿园关闭，她们承担了大量增加的育儿需求。

 

（二）女性被解雇、休假或减少正式工作时间的可能性更高

 

首先，女性更多地参与受封锁影响最严重的职业（如招待、当面服务）。其次，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有更多女性签订了兼职或替代性工作合同，但企业倾向于保护长期工作合同工人。第三，学校关闭导致育儿需求增加，女性需要辞职或大幅减少工作时间。

 

（三）儿童保育和家务的差异

 

学校和托儿所的关闭增加了对儿童保育的需求，但祖父母、家庭成员或朋友由于社会封闭措施而无法轻易提供帮助。同时，尽管父亲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增加了，但母亲承担了大部分额外的育儿工作和家务。

 

教育不平等

 

（一）学习时间和学习延迟

 

从短期来看，儿童，尤其是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儿童，在学校因疫情关闭期间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明显减少，学习延迟也更为明显，这对他们的学习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在学校得在线课程普及之后仍然存在。

 

（二）不平等的技术和资源限制

 

在学校因疫情关闭后，并非所有的学校和学生都能获得足够的在线教育技术设备。

 

（三）人力资本的长期损失

 

已有研究认为，较早的获得知识将提高未来的生产率。这意味着COVID-19对年幼的孩子的影响，可能会比对年长的孩子的人力资本积累影响更大。

图4 美国不同收入组别家庭学生的数学课程完成率（与2020年1月相比）

 

政策建议

 

在对上述几个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之后，受到传统“好工作福利国家模式”的启发，作者基于Rodrik和Stantcheva（2020）以及其中引用的参考文献，提出了应对受COVID-19所加剧的长期不平等现象的中长期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将人群分为底层、中产以及高收入三个阶层，以及生产前、生产和生产后三个阶段，并提出了9个方面的具体政策举措（见图5）。

图5 政策矩阵

 

（一）生产前政策

 

1. 改变遗产税为继承税：解决传统遗产税的制度漏洞，并真正免除中产阶级的税收负担，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征税。

 

2. 教育政策：将公共投资更好地投向弱势学校和儿童，如为处境不利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在线个人辅导；为在家无法上网的儿童提供安静、安全的学习空间，并提供互联网连接和电脑；促进职业和职业-学术轨道，为学生选择高等教育提供更好的指导。

 

3. 性别差异：延长父亲的育儿假时间。

 

（二）生产阶段政策

 

1. 以雇主为重点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技能培训和认证、就业补贴、公共部门工作计划以及求职和与雇主匹配的援助，这些举措通常通过公共就业服务(PES)进行管理。

 

2. 侧重于好工作的商业激励措施：包括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制造业的选择性援助(RSA)计划（但成本很高）。

 

3. 劳动友好型创新政策：在决定资助某一新领域时，可以使用“就业测试”作为标准，即测试该领域能否促进就业。鼓励学习型组织，通过团队合作赋予员工权力；促进员工在认知、社交和软技能的发展；提高工人的自主权和持续学习能力。 

 

（三）后生产阶段政策

 

1. 加强信息交流和税务合作：在资本收入方面，实施和推动自动税务信息交换(AEOI)，推行资本累进税；在劳动收入方面，为外国人提供税收优惠。

 

2. 通过减少避税和逃税来减少财政流失：扩大银行等第三方对企业资金流动的报告；通过数据分析识别不合规情况；为税收执法提供资源，如税务管理部门需要对其技术基础设施(软件和硬件)和先进的分析能力进行投资，并对其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3. 完善公司税和跨国税：完善对跨国公司征税权的分配，实现利润分配和税收关联规则的一致性；基于多边“支持”规则，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没有行使其主要征税权，或者根据某些基准，公司支付的税款“过低”的情况下，给予国家“税收返还”的权利（需要在这些计划中包含“数字公司”）。

 

 

 

*文章来源：唧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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