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未来的收入状况是不确定的，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能够给负面预期结果提供保障。这使得许多经济学者预期风险厌恶程度越大的居民所需要的再分配也越多。但是由于缺乏适合的数据，之前学者的均采用相对而言比较粗糙的替代指标来衡量居民的再分配厌恶程度，例如自我雇佣或者之前是否有过类似于失业的不幸经历。本文通过设计个体风险偏好与再分配需求的问题，针对瑞典居民发起了一项调查，得到关于个人层面的详细数据。使得本文能够更加严谨可靠的定量考察风险偏好与再分配需求之间的关系。

    与之前学者的预期一致，本文也证实了居民风险偏好与再分配需求之间的正向关系，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和经济意义上都是显著的，并且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仍是稳健的。另外，风险偏好也可以部分解释了一些个体特征的再分配需求的不同。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我们与瑞典统计局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经过筛选总共有1365份问卷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并且将其与统计局的收入和税收登记，以及个人的社会保险和劳动市场等数据进行合并，得到更为精确的研究数据。

    为了使得调查对象相对准确的显示自己的风险偏好，在调查中我们让个体在八个问题，基本的逻辑是让个体在彩票与安全值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基于回答，将个体的风险偏好分为0到8的9个等级，0意味着个体经常进行冒险决策，而8意味着个体经常进行保守的安全决策。此外，我们还根据个体自我风险评价构建了主观的风险厌恶指标。

    此外，关于个体的再分配需求，为了使调查对象更好理解，我们将其分为10个等级，最低为“对收入分配状况不做任何干预”，最高为“在经过税收和补贴后，每个人都获得一样的收入”。另外，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风险偏好和再分配偏好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表1汇报了居民风险偏好与再分配需求的基础回归结果，并且与第一列相比，第二列加入了个体的经济地位，第三——第五列则对根据个体的经济和财富状况划分为不同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其他的回归结果见网上附录）。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回归中个体风险厌恶与再分配需求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另外，我们也就收入与风险偏好、向上流动期望与再分配偏好、以及个人对经济成功运气因素的作用程度分别进行了讨论，得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最后，作者还利用居民主观风险厌恶程度、使用WLS回归、使用1999-2010年个人平均收入以减轻收入的暂时性波动的影响以及针对采用其多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础回归结论的基本一致。

表1  居民风险厌恶程度与再分配需求的基础回归结果

   正如前文所述，许多学者采用了间接的替代指标来衡量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例如自我雇佣、失业经历、离婚以及金融风险参与度等。为了对比分析，本文利用调查数据也构建了这些间接指标，其中，金融风险参与度采用个人金融财产持有额占全部财产总额的比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居民风险厌恶程度间接衡量指标与再分配需求的基础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风险厌恶的替代指标大部分均显著影响了个体的再分配需求，但是这些替代指标与风险厌恶程度之间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替代指标通过居民风险厌恶程度之外其他途径影响了居民的再分配需求，例如，自我雇佣的居民可能是因为更喜欢依赖自主决定而偏好更低的再分配需求；而有过失业或其他不幸经历的居民可能是由于预期未来发生不幸经历的可能性更高而偏好更多的再分配需求。

    最后，我们还对性别、年龄和不同职业等级所呈现出来的再分配需求差异进行研究，探索是否与其风险偏好的变动有关。对比是否加入风险厌恶变量，性别、年龄和职业等级等变量的回归结果均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并且在模型（5）和模型（6）中采用IV估计的方法，所得结论也是一致的。这也说明风险偏好对年龄等变量影响再分配需求的程度，具有一定调节器作用。

表3  风险厌恶作为其他再分配需求影响因素的调节器作用回归结果

    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使用了可信的调查问卷，对个体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再分配需求进行了衡量，在直接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度量的同时，作者也对之前采用风险厌恶替代指标的文章进行了验证和解释，发现许多间接度量的替代指标可能主要通过其他途径而非风险厌恶对再分配偏好产生影响。风险偏好与再分配需求之间的关系在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简单的应用如果相信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试图实施具有再分配特征政策的政治家就可以通过设计政策，影响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从而提高其对再分配政策的偏好程度。

*文章来源：香樟经济学术圈

*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