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是反映一个国家男女两性是否合理或协调的重要指标，联合国将性别比的合理值定为102-107之间，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性别比失衡问题。现有文献对性别比失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带来的短期影响上。这篇文章则利用18-19世纪期间英国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这一外生冲击事件，考察性别比失衡对女性就业、婚姻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并研究了其中的传导机制。

文章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阐述了性别比失衡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机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性别比失衡特指男性在人口中的比重远高于女性。

首先是短期影响。文章以婚姻市场上的供需模型进行解释。在婚姻市场上，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各自的供给端和需求端。性别比失衡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男多女少这一现象，从而短缺的一方即女性她们在婚姻市场的议价能力就较强，因此相比于男性，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其次是长期影响。文章从文化黏性这一角度进行解释。由于地区本身存在性别比失衡情况，会使整个社会对男女有不同的性别态度，比如认为应该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看法在家庭内部代代传承。此外，对性别角色具有类似看法的个体也更加容易结为夫妻，这会进一步巩固这一文化观点。

文章利用英国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这一相对外生的事件研究地区早期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影响。在近代，英国通过对外殖民扩张等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掠夺了大量财富，英国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贫困问题却愈加凸显，平民犯罪率居高不下。为应对国内监狱人数激增的情况，在1770年新发现的澳洲大陆成为英国安置罪犯的新地点。1788年，第一批英国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并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城市——悉尼。之后陆续有16万罪犯来到澳大利亚。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几乎为5:1，这将会对澳洲的人口结构产生长期影响。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分为早期历史数据和当前现阶段数据两部分。早期历史数据是澳大利亚六个州19世纪的人口普查数据。从19世纪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获得这六个州各区当时的人口性别比、人口总数和各经济部门从业人数数据等。当前数据包括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和HILDA数据库。HILDA数据全称是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从这个数据库中可以获得个体对性别角色的认知、每日时间分配等数据。而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则可以获得2011年地区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女性职业选择等数据。

文章利用以下回归方程估计性别比对地区女性就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短期影响：

（1）式和（2）式分别利用19世纪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9世纪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区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短期影响。即（1）式使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而（2）式则为横截面数据。

式子中的c代表区，s代表州，t代表年份。因变量y包括女性结婚比例、男性结婚比例、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从事高等级职业比例。核心解释变量SexRatio代表地区当时的人口性别比。X表示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1）式中的X_cst是男性劳动参与率和男性从事高等级职业比例，而（2）式中的X^G_cs和X^H_cs则分别表示地区的地理特征（经纬度）和经济结构特征变量。（1）式分别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δ_cs）和年份固定效应（δ_t），而（2）式则控制了州固定效应（δ_s）。

长期影响：

（3）式和（4）式则分别考察了地区早期历史性别比所带来的长期影响。（3）式是利用HILDA数据库进行个体层面的分析，（4）式则使用了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地区层面的分析。

式中的i表示个体，p表示邮政区划，c和s对应19世纪早期的州和区，文章将现阶段行政区划与历史行政区划相匹配。因变量y包括个体对性别角色的态度、个体每天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数量、地区平均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女性从事高等级职业的比例等。T^c_pcs则是现阶段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当前地区性别比、城市化率和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等。X^c_ipcs即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等。δ_s为州固定效应，δ_t为调查年份固定效应。而方程中其他变量的含义同式（1）和式（2）。

表2和表3分别是式（1）和式（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性别比较高的地区，女性结婚比例更大而男性结婚比例更低。同时，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女性从事高等级职业的比例也较低。这都说明了性别比恶化不利于女性就业。

2）长期影响

表4汇报了性别比对女性就业的长期影响。结果显示，历史上性别比较高的地区，个体对女性工作持有更为保守的态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事高等级职业的比例也较低。此外，女性的工作时长在历史性别比较高地区更短，验证了历史性别比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

表5则考察了性别比对个体时间分配的影响。从女性和历史性别比的交互项系数可以看到，在性别比较高的地区，女性的闲暇时间会增加。

3）IV估计

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文章采用罪犯性别比作为地区历史性别比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选取罪犯性别比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因为罪犯当年是政府制定前往某一目的地的，且罪犯到了当地后无法自由移动，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而且文章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该地区19世纪所接受的罪犯人数，进一步保证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第二，因为早期澳大利亚的建立主要就是靠这些流放而来的罪犯，因此各区的人口性别比和罪犯性别比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性检验也验证了这一假设——罪犯性别比和地区人口性别比的相关系数为0.83。

表6和表7分别为IV估计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采用了工具变量回归后，历史性别比仍然会对当前个体对女性的工作态度、女性工作时长、女性从事高等级职业比例等带来影响，结果与OLS相类似。同时，回归结果也显示了地区历史性别比会使女性的闲暇时间增加。

4）机制分析

文章进一步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地区性别比对女性就业的长期影响机制。文章通过在方程中加入三个与历史性别比的交互项来说明文化传承的作用。第一个交互项是父母中是否有一方在澳大利亚出生，因为在澳洲本土出生的居民更可能受到历史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第二个交互项是个体所在地区是否为低移民地区，低移民地区意味着地区外来移民较少，因此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冲击更小。第三个交互项是个体所在地区夫妻都为澳洲本土居民的可能性高低，若该地区夫妻双方都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比例大于86%，即为高可能性地区，若低于或等于86%，则为低可能性地区。从定义中可以看到，高可能性地区的夫妻之间更可能拥有较为相似的文化观念，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澳大利亚本土，因此具有更强的文化传承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表中的三个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从而无法排除文化观念在本土居民、夫妻双方间传递的可能性。因为当前性别比已经恢复正常，这为历史性别比对女性就业的长期负面影响提供了一种解释。

文章主要从19世纪澳洲的早期性别比失衡入手，重点考察了性别比失衡在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长期影响以及可能的影响机制，这补充了现有主要考察性别比失衡短期影响的相关研究。此外，文章选取19世纪英国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这一事件作为政策冲击，并利用IV估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文章重点在于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即从历史上早期的某一事件出发，考察其在现阶段所产生的持续影响。这给我们写论文提供了思路，研究不用仅仅局限于现阶段的政策、事件等，也可以从历史早期事件出发，挖掘其对当前社会带来的影响。

但文章也存在一些小小的不足。首先是文章研究的性别比失衡问题是基于19世纪早期澳大利亚独特的经济条件。由于在澳大利亚这片新开拓的殖民地上，罪犯从事包括畜牧业、农业、建筑业等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劳动，因此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可能会相应增加，这会使女性可得到的工作机会本身就较少，从而给估计结果带来偏误。

其次文章的影响机制还可继续拓展，文章只是从性别比对本土居民有更大的影响效应来验证文化传承这一影响机制，而具体的文化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却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性别比恢复平衡是自然调节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移民群体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新生代群体的性别比则会趋于平衡。但由于第一代移民群体中悬殊的男女性别比，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过程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负面冲击，这将减少下一代可获得的经济机会，并提高财富的不平等程度，从而使社会更容易形成保守的文化观念。

*文章来源：微观发展经济学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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