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就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领域中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与各位专家、同事做一些交流和探讨。

首先，中国在实现碳中和与绿色转型上有着坚定的决心和全面的治理架构与政策规划。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此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多个国际组织的支持，包括世界银行、UNDP、IMF以及亚投行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传统发展模式很难兼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双重目标，必须制定高质量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计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强调通过技术创新、良好的制度设计来跨越式实现绿色转型与发展。 

2021年年中，中共中央成立了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作为绿色治理的顶层架构。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1"。同时，中国正在积极制定各行业的路线图，强调政府和市场两端发力，全国性的碳市场已开始运作。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 

其次，我们看到，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中国在双碳目标落地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新冠疫情下全球供应链不稳、金融条件宽松以及极端气候等因素带来国际能源价格暴涨，已给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影响到脱碳计划的落实。正是由于碳中和的政策措施不是一般性的刺激政策，需要既照顾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要支撑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定好政策的重点和次序，持续监测政策效果，动态调整政策工具，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首要挑战。 

挑战之二是如何协调与平衡政府和市场的力量。政府负责牵头制定总规划和总路线图，负责建立关键基础设施。之后，应该主要靠市场力量，还是靠行政措施来实现碳减排？是由政府将任务分解到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地区去完成，还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运用好的激励措施带动更多的参与者为碳减排目标共同努力？需要拿出方案。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资金需求至少达到百万亿级人民币。如何充分动员私人部门的积极性投入巨量资金，开发跨期绿色低碳金融工具来管理新技术和研发投资的风险十分重要。需要统筹、培育碳市场使其具有更多的金融特征，具备风险管理功能。 

挑战之三是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中国在光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与应用上都已具有比较领先和成熟的技术，但在储能、输送、氢能以及碳捕捉、利用与封存等技术上还需要新突破。很多绿色技术的应用还需要制定新标准。绿色转型是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动力，也将创造全新的就业机会。 

最后，我想强调，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也将有力地促进全球在绿色转型与发展上的合作。 

一是加强绿色技术合作和对新技术的投资。中国将与其他国家加强在节能减排、低碳、零碳以及负碳等相关技术的交流与互补。通过多边机构与平台推动发达国家更主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和经验，尽早落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支持。同时，支持国际开发机构创新融资机制提供长期资金，设计创新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大对新技术的投资。 

二是与国际各相关方一起推动全球碳交易和碳市场的建设，包括碳信用的衡量标准、全球碳价的形成以及碳市场的互联互通。下阶段，中国需要下大力气培育国内的碳抵销市场，为与全球碳市场的联结做好准备。

三是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加强对碳边境调节税的政策协调。同时，推动各国将国内碳税、碳市场收入或碳边境调节税等所有涉碳收入用于减排，设立政策激励机制引导，将资金更多投向国内依靠新研发和新设备的减排活动。特别是要推动涉碳收入资金从进口国流向发展中国家，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那些以劳动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为主要出口产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力地体现出做好碳减排的国际共识与雄心。 

四是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促进绿色发展合作。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G20成员在10月底的罗马峰会上，集体承诺停止为海外新建燃煤发电项目提供公共资金。在此背景下，对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和绿色产业的规划、投资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着力点。促进绿色转型将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