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利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事件研究方法，估计了在智利生育对父母短期和长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发现，成为一名母亲意味着就业、工作时间和劳动收入的急剧下降，而父亲却不受影响。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也大大增加了职业母亲的非正式工作的可能性（38%），这些影响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都比较小。研究机制发现，非正式工作的灵活性阻止一些妇女在生育后离开劳动力市场。此外，提高正式工作的社会保护质量可以减少非正式工作的增加。

工作的非正式性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特征。例如，拉丁美洲超过一半的总就业是非正式的，女性的非正式率高于男性(SEDLAC，2020)。非正式工人的社会保护较弱，较低的工资、职业流动性以及前景较差，但是，非正式就业优势在于灵活、较短的工作时间。1996-2016智利黄金年龄的工人非正式就业率40%。通常母亲选择减少工作时间，甚至选择退出劳动力，以便投入更多的时间来抚养孩子。

非正式性的工作包括：没有社会保障的未注册工人、没有书面雇佣合同的工人、临时工作的工人和低技能自雇（国际劳工组织，2013）。

有关女性生育惩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本文与那些关注第一个孩子影响的研究密切相关，这些研究发现生育对母亲劳动力市场结果有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有关工作场所灵活性需求的性别差异的文献发现母亲们将家庭排在金钱之前，因为她们倾向于选择更适合家庭的兼职工作。本文首次明确了母亲生育与非正式工作之间的关系。

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第一项：事件时间的虚拟变量，τ≥0孩子出生后，τ<0孩子出生前，τ=-1控制组，系数β衡量出生后相对于出生前一年的影响

第二项：年龄的虚拟变量，控制生命周期趋势

第三项：年份虚拟变量，控制时间趋势（商业周期等）

第四项：月份虚拟变量，控制年份内的季节效应

上式衡量的是生育的结果相较于未生育的反事实结果变化的百分比。

数据：智利社会保护调查（Social Protection Survey of Chile）的纵向数据。自2004年以来，调查了大约16000名18岁及以上的人。调查包括个人和家庭层面的人口和社会经济信息、受访者的回忆劳动力市场事件、儿童确切出生日期。目标是基于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后的事件研究方法来估计成为父母的影响，因此，样本只包括在成为父母之前和成为父母后至少观察过一次的个体。定义女性年龄在18到50岁，男性年龄在18到60岁（可生育年龄），最终获得了2445名女性和1924名男性的不平衡面板。

从事件时间τ=1到τ=10，母亲的就业下降了22%，工作时间下降了4%，劳动收入下降了28%。女性的小时薪的影响比较小，且不显著。因此，妇女每月劳动力收入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下降。

被解释变量是非正式就业率，从τ=1到τ=5的平均效应来看，职业女性的非正式就业率在成为母亲后增加了24%，整个儿童出生后期的平均效应为38%。

被解释变量是女性的正式与非正式就业率。在τ=0和τ=1之间，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率的下降是相似的，此后，非正式就业率很快恢复到儿童出生前的水平，而正式就业率从未恢复。非正式就业的调整相对较迅速。这表明，在宏观经济冲击的背景下，工人从正式劳动力市场转向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减弱了这种冲击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分学历样本研究不同教育水平女性受到的影响。取从事件时间τ=1到τ=10的平均效应，图6a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就业率下降了29%，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就业率下降了10%。图6b显示，在就业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的工作时间比生孩子前减少了7.5%。相比之下，受高等教育水平的就业妇女在做母亲后的工作时间不会改变。图6c显示，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从事非正式工作的概率很大，生育后的五年平均为39%，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不受影响。图6d显示，受教育程度低和高的女性收入都有所下降，但受教育程度越高，影响越小，分别为-32%和-18%

为了验证非正式就业是否缓和了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作者构建了参数化模型。

只对女性建模，女性个体的能力水平有所不同。这些能力水平根据函数Γ(z)分布，较高的能力水平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相关。所有的个人都有一个单位的时间和一笔非劳动收入，Y。

职业选择会产生三种可能的结果之一：没有工作(NE)，没有正式工作(F)，或非正式工作(I)。j=F或j=I根据他们的能力水平产生劳动收入，ωj(z)=wjz，其中wF>wI。正式工作比非正式工作更不灵活，tf固定（全职工作），而非正式工作的确切时间可以从连续的替代方案中选择(0<ti<1)。

每个人的效用是她自己的消费(cm)和休闲(l)和儿童质量(q)的函数，它们分别由φc、φl和φq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加权。儿童质量取决于三种类型的投入：时间(tq)、货币投入(cq)和一系列社会保障服务(si)。这种社会保障服务是儿童发展的关键，它们包括带薪产假、带薪假期、健康保险以及其他与儿童有关的福利。在这种模式经济中，si可以有两种质量：高质量sH，只有正式工作的个人有资格获得，或低质量sL，是那些非正规工作的人的默认选择。儿童质量也是服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用Vj(z)表示有孩子女性的价值方程，Wj(z)表示没有孩子女性的价值方程。不同能力z的职业选择取决于VNE(z)、VI(z)和VF(z)的比较， Wj(z)同理。最终可以确定选择三种可能职业的每一个z的截断值。

参数化的模型结果：

首先，去除经济体重非正规就业部门。表3的第一行显示了在基准（校准）经济中，就业变化（−22%）和非正式就业率（38%），第二行显示了没有非正式工作机会的经济的就业率下降（30%）的模型隐含值。这一结果表明，非正规部门缓冲了母亲就业率的下降。

Berniell等人发现的29个发达欧洲经济体平均效应（25%）。他还发现，在生育后工作保护休假期较长的国家，失业率较小。因此，作者重新调整sL/sH ，使得在没有非正式就业可能性的情况下使结果下降25%，此时得到的sL/sH值为0.35，低于基准经济的校准值(0.43)。然后用新得到的sL/sH ，重新校准有非正式就业部门的经济体，结果如表3所示，就业率的下降与我们的基准经济数据相同，但女性转向非正式就业几乎为0。这是因为使正规部门的社会服务相对更慷慨，吸引一些妇女继续工作，以换取更高质量的社会保护服务，她们将这些服务作为提高儿童质量的投入。

本文是首个研究母亲身份与女性非正式就业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本文建立的模型的定量贡献相当大：在没有非正规部门的情况下，模型预测，就业率的下降将会大8个百分点（或36%）。

文章强调了非正式就业对于女性劳动力供给和收入受生育冲击的缓冲作用，非正式工作吸纳了较多的低教育女性进入，从而缓解生育带来的收入下降。我认为改文章比较新颖的是实证+模型，模型进一步验证了非正式就业对女性失业率下降的缓冲作用，也验证了提高正式工作的社会保障，会提高正式工作的吸引力。

*文章来源：微观发展经济学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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