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金融安全战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交织下的系统性风险，本文依据复杂系统理论分析风险动态演化的多重反馈结构及交互作用机理，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交互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仿真，探究不同政策情景冲击下的东中西部地区风险系统敏感性因素及敏感性程度。研究结果显示：（1）房价和房产税税收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交互传导的关键影响因素。（2）从作用方向看，房价波动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反向关系，与金融风险呈正向关系；房产税税收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反向关系，与金融风险呈现出不确定性。（3）从作用力度看，房价下跌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力度最强，房产税税收减少次之；房价上涨对金融风险的作用力度最强，房产税税收减少次之。（4）从敏感度看，房价下跌对系统风险造成的冲击比房价上涨更敏感；房产税税收增加对系统风险造成的冲击比房产税税收减少更敏感；西部地区对房价调控政策最敏感，东部地区对房产税调控政策最敏感。研究结论为有效阻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实现区域系统性风险联防联控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本文研究金融科技、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金融科技推进业态创新，加快数据要素积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数字经济增长。政府采取支持金融科技发展和数据要素积累的政策，能够产生推动数字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直接政策效应（经济数字化效应）的机制是，金融科技扩散程度与数据要素价值挖掘外溢程度直接决定数字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外部性大小，即外部性越大，数字经济增长就越迅速。间接政策效应（人口覆盖效应）的机制是，基于金融科技充分挖掘中国大量人口潜在数据要素价值，进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增加数字经济参与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增加科研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更有利于间接推动经济增长，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本文基于董事在关联行业任职（DRIs）的数据，考察产业链信息溢出给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DRIs增强了上市公司的产业链信息优势，通过驱动企业创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董事在关联行业担任非独立董事或管理层更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当上市公司对产业链信息需求更高时，DRIs的作用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是DRIs发挥产业链信息优势的保障。DRIs具有产业协同作用，可以实现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为剖析产业链信息如何实现融通提供了新视角，对探索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发展路径提供了新思路。

本文基于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从授权激励视角出发，利用2012—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主导型首席执行官（CEO）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主导型 CEO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倒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主导型CEO会因企业规模、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的不同，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合理授予CEO主导权、挖掘企业创新影响因素以及政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检验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利用201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系统考察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绿色溢出如何在产业结构变迁、异质性教育人力资本、绿色技术创新和市场化等变量的影响下产生复杂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人力资本、高级教育人力资本、绿色技术创新和市场化等对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稳健的正向作用；（2）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绿色转型溢出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在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变量的不同水平下产生非线性的影响；（3）中国大部分地区如果能进一步提升高级教育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水平，可以更好地发挥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绿色溢出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市场化路线提供了支撑，同时也发出了过度追求产业结构服务化、忽视人力资本异质性、淡化产业和市场地区差异等可能影响绿色转型效率的警示。

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互联网使用、社会网络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渠道，并对不同年龄段群体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和社会网络能够显著提升劳动者就业质量。互联网使用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就业质量，而且还可以通过社会网络的增强作用，间接提升就业质量。运用工具变量，纳入遗漏变量和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传导渠道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拓宽劳动者信息渠道和提高教育工作匹配度，进而提升就业质量。不同年龄段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年龄段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效应.因此，应进一步扩大互联网普及率，注重提升劳动者互联网使用技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宽劳动者社会网络，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区域创新能力与企业创新决策密切相关，考察企业创新决策对于厘清区域创新能力的微观影响因素至关重要。本文旨在从微观视角考察企业间社会互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上市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区域同群效应，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剔除行业影响和替换代理变量等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同群效应产生方式的研究验证了观察式学习和交流式学习两种学习方式。具体来说，当企业观察到同群企业较高的创新回报或同群企业获取创新补贴时会跟随和模仿其创新行为；而企业间专利引用以及高管间老乡和校友关系带来的直接式交流、相似收入水平高管间潜在的间接式交流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交流的方式学习同群企业的创新行为。同时，本文还考察了竞争程度对创新区域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越是竞争激烈的行业，企业创新的区域同群效应越弱。研究结论对于完善中国的创新支持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当今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员工的抑制性建言行为对于避免团队危机、保障组织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多关注于情境因素对抑制性建言的激发，尚未有研究揭示工作使命感对抑制性建言的影响。本文基于扩展自我理论，研究工作使命感影响抑制性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1）工作使命感有助于促进抑制性建言行为；（2）工作心理所有权在工作使命感和抑制性建言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权力距离负向调节工作使命感和工作心理所有权的关系，即相比于高权力距离情境，在低权力距离情境下工作使命感对工作心理所有权的影响更加显著；（4）权力距离负向调节工作使命感通过工作心理所有权影响抑制性建言的路径关系。本文结论为抑制性建言行为的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组织管理者激发员工的抑制性建言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