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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方汉明、宋铮、徐熠分享:AER/JPE等国际顶刊重要论文是如何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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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30 08:06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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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高校动态——张晓波、方汉明、宋铮、徐熠分享:AER/JPE等国际顶刊重要论文是如何创作的!

作者:秦雨

来源:Impactful Research

 

作为科研工作者,一个最重要的职业理想应该是做出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然而仰望那些发在领域顶刊,引用数上千,对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力的论文时,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么好的idea是咋想出来的啊?

 

于是,我决定去问问这些写出高影响力论文的作者,了解一下这些重要论文的创作过程。

 

01

以下是张晓波教授分享的关于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PE 2011) 这篇文章的创作历程。

 

学者简介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中心主任、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国际SSCI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等权威英文期刊和《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报告》、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conomics of ChinaNarra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How Does China Cross the River?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Trends,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Governing Rapid Growth in China: Equity and Institutions等学术专著多部(含合著)。在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网站(IDEAS)排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的前5%。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Q: 您是怎样发现这一研究问题的?

A: 2008年,在波士顿举行的NBER中国经济工作组会议上,工作组主任魏尚进教授邀请我讨论Marcos Chamon和Eswar Prasad的论文“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魏老师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那里离我在IFPRI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在他把论文交给我之后,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共进午餐,讨论了这篇文章。这篇论文关注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城市居民储蓄率如此之高,而且持续在上升?作者认为,预防动机和财务约束是两个关键因素。然而问题在于,尽管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养老体系和公共医疗服务都在改善,但同期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仍继续大幅上升。这个时间序列趋势与预防动机理论相矛盾。如今的金融体系很可能比几年前更有效率,但储蓄率仍在上升,所以一定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 

 

当时,我在贵州省做入户调查。在实地考察中,我看到即使在偏远地区,穷人也为儿子的婚姻建造了很大的新房。这从经济决策角度说不通。建新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为了建一个新家,他们不得不拼命工作、攒钱。我们进行了头脑风暴,儿子结婚的动机与不断加剧的性别比失衡可能是被忽视的解释因素。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家庭储蓄率和18年前出生时的性别比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性。接下来,我们发现这种关系在省份层面仍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决定写一篇论文,从竞争性储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不断上升的家庭储蓄率。

 

Q: 从您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具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一个好的研究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高储蓄率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性别比例失衡已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想知道性别比例失衡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个研究问题可能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对这个谜题的新颖解释也很重要。从核心逻辑上讲,竞争性储蓄动机与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有关(生物上的一种性别的成员选择另一种性别的配偶,并与同性成员竞争获得异性成员的机会)。在经济学文献中,交配竞争的生物学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的假说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多地思考经济现象的生物学解释。

 

Q: 在这篇文章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 这篇文章很快就完成了,发表过程也非常顺利。对于这篇文章,我们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我得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中运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其他相关的论文,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比如,最近这篇研究工作场所安全的JDE论文的第一版草稿是在2013年初完成的,这篇论文的发表花了8年的时间。我们现在仍然在修改早年一篇研究企业精神的NBER工作论文(Wei and Zhang, 2011b)。所以耐心和坚持对做研究来说是必要的。

 

Q: 您对于青年学者创作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有什么建议?

A: 这个很难回答。事前我自己也没有预料这篇文章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有的文章自己觉得很好,但最后却没有什么影响。非要说建议的话,我觉着坚持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享受研究的过程可能最重要。最后结果不要想太多。另外多注意观察身边的经济现象,读一些经济学之外的文章书籍也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和开拓思路。最后实证研究现在很难一个人来做,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一起探讨也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从魏尚进老师和其他合作者身上都学到很多。

 


 

参考文献:

[1] Chang, S. and Zhang, X., 2015. Mating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6, pp.292-309.

[2] Tan, Z., Wei, S.J. and Zhang, X., 2021. Deadly discrimination: Implications of “missing girls” for workplace safe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102678.

[3] Wei, S.J. and Zhang, X., 2011a.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pp.511-564.

[4] Wei, S.J. and Zhang, X., 2011b. Sex ratio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 w168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5] Wei, S.J., Zhang, X. and Liu, Y., 2017. Home ownership as status competition: Some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7, pp.169-186.

[6] 谭之博、张晓波, 2016. “独生子女政策的精神健康成本:基于倍差法估计,”《经济研究》,第2期:168-180。

 

02

以下是方汉明教授分享的关于An Alternative Test of Racial Prejudice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Theory and Evidence (AER 2006) 这篇文章的创作历程。

学者简介

方汉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Joseph M. Cohen讲席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海外)院长、特聘教授。方汉明教授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并于2014至2016年担任中国经济工作组代理主任。他是人口研究中心和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伦纳德·戴维斯卫生经济研究所(Leonard Davis Institute of Health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以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他还曾担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澳中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科学主任,新加坡亚洲经济和金融研究局高级研究员以及德国IZA研究员。他曾任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联合编辑,目前是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的资深编辑,也是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0-2024)编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学术分享网站VoxChina的联合创始人。方汉明教授注重理论和实证的紧密结合,研究课题涵盖歧视等社会经济问题心理与经济、福利改革、拍卖、健康保险市场和人口老龄化。他在医疗保险市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第17届国际卫生经济学会(iHEA)颁发的最佳健康经济学肯尼斯·阿罗奖(Kenneth Arrow Prize)。

 

Q: 您是怎样发现这一研究问题的?

A: 正如今天一样,种族归纳 (Racial profiling) ,或译为种族定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一个很受关注的公共议题。地方和全国性的媒体经常会报道那些关于警察更频繁地搜查少数族裔司机以寻找违禁品的故事。理论上来说,这样的种族间的差异既可能是由于决策者(也就是本例中的警察)带有种族偏见导致的(偏好性歧视),也可能是由于非裔司机非法持有违禁品的比例更高导致的(统计性歧视)。在很多指控警察涉及种族归纳的法律诉讼中,原告坚持主张前者,而被告则主张后者。两方都会使用一些简单的统计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而这些证据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来解决这些争端。

 

当年我还是宾大的一位在读博士生时,宾大经济系彼时非常擅长将理论研究的洞见带入到公共政策辩论中去。例如,文献中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如Coate and Loury (1993, AER)和Knowles, Persico and Todd (2001)都是由当时宾大的学者所著。早些时候,我就意识到,虽然Knowles, Persico and Todd (2001)中所采用的实证方法非常简洁,但是作者们其实意识到却回避了在应用Gary Becker的结果检验 (outcome test)这一想法的时候的一个关键问题 – 次边际问题 (infra-marginality problem)。我当时就想探究一下如果没有把次边际问题通过假设排除掉,我们能对造成种族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有什么新的洞见。

 

说到这里,也许我应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结果检验”。我之前说到“警察更频繁地搜查少数族裔司机以寻找违禁品”的时候,这一论断是基于警察所采取的“行动”的。而由Gary Becker首次提出的结果检验关注的是这些搜查到底产生了什么“结果”。Gary Becker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如果警察是由于种族偏见才更频繁地检查非裔司机的话,我们就应该可以预见到搜查非裔司机会有更低的成功率(也叫“命中率”)。但是,理论上说,上述论断只当我们比较白人司机与非裔司机的“边际”搜查命中率时才能成立。(编者注:即使没有种族偏见,白人司机与非裔司机是否被检查出持有违禁品的平均概率还是会受到他们各自种族不同的风险分布的影响,例如有可能非裔相比白人本身就更不倾向于持有违禁品。这就导致即使警察不存在种族偏见,非裔持有违禁品的平均概率仍然显著低于白人,就导致基于平均概率而非边际概率的结果检验不能很好地识别种族偏见。)但是,在数据中我们并无法判断哪些司机才是处于搜查“边际”的司机,因此我们也无法比较边际命中率,而只能比较平均命中率。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结果检验中的次边际问题。我和我在耶鲁的博士学生Shamena Anwar所写的这篇文章就是通过利用非裔警察和白人警察作为共同的评判基准,部分解决了这个次边际问题。具体来说,如果非裔和白人警察有同等程度的种族偏见,那么对每个族裔,非裔和白人警察应该具有相同的边际搜查命中率。从而,我们就可以根据对不同种族司机的平均搜查命中率的排序对不同种族的警察是否相同来设计一个种族偏见的检验。

 

Q: 从您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具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区分种族偏见和统计性歧视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经典的计量识别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而今又重新回到了讨论的焦点。第二,次边际问题是一个大家都意识到的经典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我上面所提到的,Knowles, Persico and Todd (2001, JPE)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文章填补了当时文献研究中一个大家都公认的空白。第三,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很严谨,实证研究的设计也与理论部分非常贴合。

 

Q: 在这篇文章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 在那之前,我有关于这篇文章的想法已经很久了。我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获取数据。我们需要能够将搜查行为与搜查结果和警察的信息(尤其是警察的种族的信息)合并在一起的数据。我在网上搜索了很久,直到我发现了一个佛罗里达高速公路巡视的网站提到有可能有这样的信息。我邮件联系了网站上公布的联系人,询问是否有可能获得这个数据,非常让我惊喜的是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在我得到了数据之后,写作和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实际上非常顺利。我们夏天完成了第一版初稿,之后我在一些讲座会议上宣讲了几次。然后我们就向AER投稿了,仅时隔三个月我们就收到了审稿人非常积极的审稿意见以及编辑的修改后再投稿(R&R)的通知。我们修改了一遍文章就被接受了。

 

Q: 您对于青年学者创作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有什么建议?

A: 提供如何写作高质量论文的指南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我想也很难有这样一个普适性的指南。如果我尝试着提一些提纲挈领的建议的话,我想,第一点就是要了解文献的前沿领域,并且精确地了解文献中最主要的需要填补的空白在哪里。影响力高的研究一定要能够为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做出一定贡献。第二,好的研究应该是与重要的公共政策讨论紧密相关的,不论是我和Shamena这篇文章中讨论的关于种族偏见的问题,还是关于金融危机、人口老龄化、卫生服务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自动化等等问题。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生命力最终还是来自于能够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洞见。第三,高质量的研究应该兼具严谨的理论和实证事实或实证动机。当然了,以上这些都只是高质量研究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参考文献:

[1] Anwar, S. and Fang, H., 2006. An alternative test of racial prejudice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Theory and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1), pp.127-151.

[2] Fang, H., 2001. 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pp.924-937.

[3] Bayer, P., Fang, H. and McMillan, R., 2014.Separate when equal? Racial inequal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82, pp.32-48.

[4] Anwar,S. and Fang, H., 2015. Testing for racial prejudice in the parole board release process: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4(1), pp.1-37.

[5] Anwar,S. and Fang, H., 2012. Testing for the role of prejudice in emergency departments using bounceback rates.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13(3).

 

03

以下是宋铮教授分享的关于博士期间Job Market Paper以及工作之后论文的创作心得和经验。

 

学者简介

宋铮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杰出学人,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经济研究联合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杰出访问教授。宋铮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学术兼职还包括China Economic Review联合主编,Econometrica副主编,亚洲金融经济研究局高级会员,罗汉堂会员,中国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货币及金融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等。

 

好的研究不必一步到位

经常有同学问我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研究。之前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总是回答得支支吾吾。这次秦雨和李明的公众号给我出了个类似的题目,我好好想了想,写了几点感想。

 

最主要的感想是不必一步到位。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目标,某些阶段即使没有完成心中的目标也可以重新开始。对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写一篇好的job market paper (以下简称JMP)。对于常任轨上的青年学者,最重要的是能有好的发表。对于长聘学者,更重要的是能做出让自己满意甚至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些目标当然也可以一致。一篇优秀的JMP大概率可以有好的发表,也可以很有影响力,我们身边并不缺少这样的例子。但是,大多数人做不到“年少成名“,循序渐进甚至”大器晚成“也都是光明大道。

 

博士期间的JMP

先来讲讲博士期间的JMP。一个有趣的想法,加上技术性比较强的分析,就足够在纸上展现你的研究能力,帮你拿到心仪的面试机会。容易被同学们忽视的是在纸外的功夫。一个有趣的想法不一定是有意义的想法,技术水平高的分析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分析。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学术格局和底蕴,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在面试和job talk的时候就不会太吃亏。好的学术机构在招聘的时候不会只看JMP,应聘者的综合学术潜力才是最最重要的。过于辩护自己的JMP可能会适得其反。

 

常任轨的发表

然后就是常任轨上的发表。好的JMP和好的发表之间没有充分和必要关系。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同一时间大撒网,只要找到喜欢你的人和地方就可以了,不必太在意不喜欢你的人和地方。但是,在常任轨上投稿的机会不会太多。每次投稿前都要充分重视各种批评意见。温和的批评相对容易接受,但面对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和有些自以为是的审稿人,选择忽略他们的批评是我们的本能。其实,反思那些尖酸刻薄的批评往往能让我们把故事讲得更好,论证更加严密,通过吹毛求疵的审稿过程的机会也就越高。

 

如果工作找得不算顺利,或者自己对JMP有点失望,其实没多大问题,完全可以在常任轨上重新开始,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包括我自己)。当然,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如何选择新的题目就变得更加重要。相比博士生,常任轨上的学者可以有更大的学术格局和学术自由,可以更加批判地思考选题的学术价值。不要盲从时下的学术热点,更不要受自己博士训练的局限。应当多想想我们需要但却缺乏的研究。如果必要,甚至可以从头学起。我现在用到的大多数工具都是在博士毕业后学到的。

 

挑选新的研究项目,往往也是在寻找合作伙伴。合作者的互补性很重要,但志同道合也同样重要。顺境的时候能够相互批评,再接再厉。逆境的时候能够相互鼓励,知难而上。事业刚起步的时候,跟导师或前辈合作的确是条捷径,不仅可以向他们学习,而且也有助于发表。但是,遇到比较强势的合作者,如果一味跟从他们的研究方向,就可能沦为高级研究助理。所以,在合作中最好能明确并保持属于自己的研究特色。

 

长聘之后

拿到长聘后,如果工资还能维持一个不错的生活,好的发表就不应该是你的首要目标。这时的你,如果还做不出让自己满意的成果,恐怕连借口也很难找到。我相信大多数的长聘学者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标准,让自己满意并不是个可以随意自欺的目标,这是很多长聘学者依然奋斗在学术前沿的重要原因。能让长聘学者自己满意的研究当然更有可能是有影响力的研究。但是,让自己满意和有影响力之间也没有充分和必要关系。“生在庐山中”的人们不见得认同“庐山研究”的价值,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也是我们需要长聘制度的一个原因。多做些让自己满意的孤独探索,不要刻意追求所谓的影响力,不就是长聘学者存在的理由吗?


参考文献:

[1] Growing like China (with Kjetil Storeslette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196-233.

 

04

以下是徐熠教授分享的关于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 (AER 2021) 这篇文章的创作历程。

学者简介

徐熠是杜克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徐熠教授的研究课题涵盖生产力、国际贸易和产业组织。他目前是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联合主编、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和 AEJ: Applied的副主编。他曾担任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联合主编,以及Economic Journal、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Quantitative Economics和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副主编。

 

Q: 您是怎样发现这一研究问题的?

A: 2016年暑期,我应邀在复旦大学教授短期课程。期间,我见到了陈钊教授和刘志阔教授。聊天时,他们向我展示了中国制造企业研发投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研发投入强度(R&D intensity)主要集中在了3%、4%和5%三个数值上。有趣的是,这些数值恰好是大、中、小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门槛。该项计划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提供大幅所得税减免,所以数据中所展现出来的研发投入强度分布是非常合理的。考虑到中国的创新政策尤其是企业对政府创新政策的反应是很有趣的话题,我决定加入陈钊和志阔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那次会面后不久,我回到美国并开始与我的同事、公共财政方面的专家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教授进行进一步的头脑风暴。Juan Carlos很快地指出了公共财政中运用“聚束(bunching)”方法的相关文献。尽管原始数据中呈现的特征在简单描述中国公司研发(R&D)“聚束(bunching)”现象上极有前景,我们并不想止步于此。于是,我们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真正厘清研究问题。

 

我们团队首先尝试将企业研发活动的“聚束(bunching)”与大量有关研发和生产力的实证文献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一旦弄清楚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是否受到政策性研发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讨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本与收益”。

 

对“成本和收益”数值的初步估计看起来比一篇简单的“聚束(bunching)”论文更有价值。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一政府创新补贴计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看起来是一项非常无效的政策——政府根据研发门槛,大幅减免针对企业利润的税收——与标准的研发税收抵免相比,大多数经济理论发现这样的安排会更扭曲。那么,中国政府决定采用这种方式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的进一步尝试是与更多的业界专家交谈,以了解研发政策在现实中的运作细节。有一次,我们甚至与帮助中小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机构进行了几次“卧底”对话。我们很快意识到,公司报告的研发支出可能与实际支出大相径庭。这确实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定发放认证证书而不是研发税收抵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计划是将审计工作重点放在小部分达到门槛的公司身上,而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将涉及审计更多的公司,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行政执法能力。

 

在我们解决了这个困扰的核心问题之后,我们最终做好了启动整个课题的准备。我们建立了一个结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公司既投资了真实的研发活动,但同时也重新标记了部分非研发费用以符合政府计划的资格。该模型可以合理化数据呈现的“聚束(bunching)”规律,但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将指导我们思考政府如何激励真实的研发活动以及如何影响公司生产力。

 

总而言之,就像许多实证课题一样,我们的研究问题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和漫长的深化过程。回想起来,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寻求对核心经济机制的更深入理解最终得到了回报。

 

Q: 从您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具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A: 由于我们的论文刚刚在今年7月在AER上发表,我还不会称之为“高影响力研究”。但从引文的趋势来看,确实颇有希望。我们之所以希望也预计这项研究有影响力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经济学界有兴趣了解其创新政策和增长轨迹。特别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专利数量激增和研发支出迅速增加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有助于一般受众通过详细的微观级数据来理解这些重要问题。其次,虽然大量研究探索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及其后续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但很少有人研究重新标记研发费用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都存在。而且基于企业的策略性应对来比较创新政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新颖而有趣的研究方向。最后,我们的论文还将影响研究人员在实证研究中运用广受欢迎的“聚束(bunching)”方法。最近,关于“聚束(bunching)”方法可以识别什么与它不能识别什么引发了讨论, 我们希望这一成果也有助于说明:将结构模型与“聚束(bunching)”方法相结合,能够有效衔接和厘清对各种简约式(reduced-form)估计结果的解释。

 

Q: 在这篇文章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 这个课题包含了多个话题,包括重新标记和研发政策。没有一位合作者对这些话题有过大量研究。我们的研究方法还包括各种简约式(reduced-form)和结构方法(structural methodology)。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论文需要说服来自不同背景的审稿人。我们不得不多次改写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探索如何突出文章内容的创新性。不可避免的是,最初几次投稿中也有几个质疑我们模型和估计策略的审稿人。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所有负面的审稿意见,并在最初几次拒稿之后做了大量修改以表明稳健性。最终,我们得以说服AER的几位审稿人。

 

Q: 您对于青年学者创作有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有什么建议?

A: (我对青年学者)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总是令人兴奋的,但要完成有影响力的研究就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拷问自己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个课题。完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通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逐渐突出论文的关键内容。其次,充分的耐心对产生高质量的研究非常重要。新课题往往需要我们掌握新的建模技能、处理新数据,并撰写多个版本的论文。故而, 毅力对于整个研究过程至关重要。最后,考虑到日益水涨船高的经济学论文发表标准,论文往往需要从各个方面都看起来无懈可击。所以,拥有具有互补技能并能够与你不断争论利弊的合作者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参考文献:

[1] Chen, Zhao, Zhikuo Liu, 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 and Daniel Yi Xu. 2021. "Notching R&D Investment with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 (7): 2065-2100.

 

采访人简介

秦雨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长聘副教授,20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 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共同主编和Journal Economic Geography的编委会委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交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住房和土地市场等。其学术成果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等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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