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雨

来源：Impactfu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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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中心主任、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国际SSCI期刊China Economic Review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

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等权威英文期刊和《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报告》、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conomics of China、Narra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How Does China Cross the River?、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Trends,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Governing Rapid Growth in China: Equity and Institutions等学术专著多部（含合著）。在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网站（IDEAS）排在世界所有经济学家的前5%。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

A: 2008年，在波士顿举行的NBER中国经济工作组会议上，工作组主任魏尚进教授邀请我讨论Marcos Chamon和Eswar Prasad的论文“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魏老师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那里离我在IFPRI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在他把论文交给我之后，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共进午餐，讨论了这篇文章。这篇论文关注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城市居民储蓄率如此之高，而且持续在上升？作者认为，预防动机和财务约束是两个关键因素。然而问题在于，尽管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养老体系和公共医疗服务都在改善，但同期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仍继续大幅上升。这个时间序列趋势与预防动机理论相矛盾。如今的金融体系很可能比几年前更有效率，但储蓄率仍在上升，所以一定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 

当时，我在贵州省做入户调查。在实地考察中，我看到即使在偏远地区，穷人也为儿子的婚姻建造了很大的新房。这从经济决策角度说不通。建新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地位。为了建一个新家，他们不得不拼命工作、攒钱。我们进行了头脑风暴，儿子结婚的动机与不断加剧的性别比失衡可能是被忽视的解释因素。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家庭储蓄率和18年前出生时的性别比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性。接下来，我们发现这种关系在省份层面仍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决定写一篇论文，从竞争性储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不断上升的家庭储蓄率。

A: 一个好的研究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高储蓄率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性别比例失衡已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想知道性别比例失衡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个研究问题可能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对这个谜题的新颖解释也很重要。从核心逻辑上讲，竞争性储蓄动机与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有关（生物上的一种性别的成员选择另一种性别的配偶，并与同性成员竞争获得异性成员的机会）。在经济学文献中，交配竞争的生物学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的假说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多地思考经济现象的生物学解释。

A: 这篇文章很快就完成了，发表过程也非常顺利。对于这篇文章，我们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我得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中运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其他相关的论文，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比如，最近这篇研究工作场所安全的JDE论文的第一版草稿是在2013年初完成的，这篇论文的发表花了8年的时间。我们现在仍然在修改早年一篇研究企业精神的NBER工作论文（Wei and Zhang, 2011b）。所以耐心和坚持对做研究来说是必要的。

A: 这个很难回答。事前我自己也没有预料这篇文章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有的文章自己觉得很好，但最后却没有什么影响。非要说建议的话，我觉着坚持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享受研究的过程可能最重要。最后结果不要想太多。另外多注意观察身边的经济现象，读一些经济学之外的文章书籍也有助于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和开拓思路。最后实证研究现在很难一个人来做，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一起探讨也非常重要。这些年我从魏尚进老师和其他合作者身上都学到很多。

02

方汉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Joseph M. Cohen讲席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海外）院长、特聘教授。方汉明教授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并于2014至2016年担任中国经济工作组代理主任。他是人口研究中心和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伦纳德·戴维斯卫生经济研究所（Leonard Davis Institute of Health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以及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成员。他还曾担任新南威尔士大学澳中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科学主任，新加坡亚洲经济和金融研究局高级研究员以及德国IZA研究员。他曾任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等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的联合编辑，目前是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的资深编辑，也是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20-2024)编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学术分享网站VoxChina的联合创始人。方汉明教授注重理论和实证的紧密结合，研究课题涵盖歧视等社会经济问题心理与经济、福利改革、拍卖、健康保险市场和人口老龄化。他在医疗保险市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第17届国际卫生经济学会（iHEA）颁发的最佳健康经济学肯尼斯·阿罗奖（Kenneth Arrow Prize）。

参考文献：

[1] Growing like China (with Kjetil Storesletten and Fabrizio Zilibott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196-233.

A: 2016年暑期，我应邀在复旦大学教授短期课程。期间，我见到了陈钊教授和刘志阔教授。聊天时，他们向我展示了中国制造企业研发投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研发投入强度（R&D intensity）主要集中在了3%、4%和5%三个数值上。有趣的是，这些数值恰好是大、中、小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门槛。该项计划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提供大幅所得税减免，所以数据中所展现出来的研发投入强度分布是非常合理的。考虑到中国的创新政策尤其是企业对政府创新政策的反应是很有趣的话题，我决定加入陈钊和志阔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那次会面后不久，我回到美国并开始与我的同事、公共财政方面的专家Juan Carlos Suárez Serrato教授进行进一步的头脑风暴。Juan Carlos很快地指出了公共财政中运用“聚束（bunching）”方法的相关文献。尽管原始数据中呈现的特征在简单描述中国公司研发（R&D）“聚束（bunching）”现象上极有前景，我们并不想止步于此。于是，我们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真正厘清研究问题。

我们团队首先尝试将企业研发活动的“聚束（bunching）”与大量有关研发和生产力的实证文献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一旦弄清楚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是否受到政策性研发的影响，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讨论中国创新政策的“成本与收益”。

对“成本和收益”数值的初步估计看起来比一篇简单的“聚束（bunching）”论文更有价值。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一政府创新补贴计划（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看起来是一项非常无效的政策——政府根据研发门槛，大幅减免针对企业利润的税收——与标准的研发税收抵免相比，大多数经济理论发现这样的安排会更扭曲。那么，中国政府决定采用这种方式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的进一步尝试是与更多的业界专家交谈，以了解研发政策在现实中的运作细节。有一次，我们甚至与帮助中小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机构进行了几次“卧底”对话。我们很快意识到，公司报告的研发支出可能与实际支出大相径庭。这确实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定发放认证证书而不是研发税收抵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计划是将审计工作重点放在小部分达到门槛的公司身上，而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将涉及审计更多的公司，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行政执法能力。

在我们解决了这个困扰的核心问题之后，我们最终做好了启动整个课题的准备。我们建立了一个结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公司既投资了真实的研发活动，但同时也重新标记了部分非研发费用以符合政府计划的资格。该模型可以合理化数据呈现的“聚束（bunching）”规律，但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还将指导我们思考政府如何激励真实的研发活动以及如何影响公司生产力。

总而言之，就像许多实证课题一样，我们的研究问题离不开团队的努力和漫长的深化过程。回想起来，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寻求对核心经济机制的更深入理解最终得到了回报。

A: 由于我们的论文刚刚在今年7月在AER上发表，我还不会称之为“高影响力研究”。但从引文的趋势来看，确实颇有希望。我们之所以希望也预计这项研究有影响力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经济学界有兴趣了解其创新政策和增长轨迹。特别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专利数量激增和研发支出迅速增加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我们的研究有助于一般受众通过详细的微观级数据来理解这些重要问题。其次，虽然大量研究探索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及其后续生产力的积极影响，但很少有人研究重新标记研发费用的问题。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都存在。而且基于企业的策略性应对来比较创新政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新颖而有趣的研究方向。最后，我们的论文还将影响研究人员在实证研究中运用广受欢迎的“聚束（bunching）”方法。最近，关于“聚束（bunching）”方法可以识别什么与它不能识别什么引发了讨论， 我们希望这一成果也有助于说明：将结构模型与“聚束（bunching）”方法相结合，能够有效衔接和厘清对各种简约式（reduced-form）估计结果的解释。

A: 这个课题包含了多个话题，包括重新标记和研发政策。没有一位合作者对这些话题有过大量研究。我们的研究方法还包括各种简约式（reduced-form）和结构方法(structural methodology)。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的论文需要说服来自不同背景的审稿人。我们不得不多次改写这篇论文，主要是为了探索如何突出文章内容的创新性。不可避免的是，最初几次投稿中也有几个质疑我们模型和估计策略的审稿人。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所有负面的审稿意见，并在最初几次拒稿之后做了大量修改以表明稳健性。最终，我们得以说服AER的几位审稿人。

A: （我对青年学者）有几个小建议。首先，开始一个新的课题总是令人兴奋的，但要完成有影响力的研究就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拷问自己为什么读者应该关心这个课题。完成一个有影响力的研究通常需要多次反复才能逐渐突出论文的关键内容。其次，充分的耐心对产生高质量的研究非常重要。新课题往往需要我们掌握新的建模技能、处理新数据，并撰写多个版本的论文。故而， 毅力对于整个研究过程至关重要。最后，考虑到日益水涨船高的经济学论文发表标准，论文往往需要从各个方面都看起来无懈可击。所以，拥有具有互补技能并能够与你不断争论利弊的合作者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秦雨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长聘副教授，20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 China Economic Review的共同主编和Journal Economic Geography的编委会委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交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住房和土地市场等。其学术成果发表在Nature Climate Chang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等学术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