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构建了刻画当前户籍制度特征的劳动力市场模型。政策模拟分析显示，当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后，会有1.64亿新增的高龄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会大幅增加GDP。改革后高龄农民工的收入会显著提高，收入差距将大幅度缩小。此外,测算发现改革成本与GDP的增加基本上可以抵消。可见，改革成本不应该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如果政府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应该全面彻底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尽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户籍改革政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尽管户籍制度在近年来进行了多项改革，但是时至今日，该制度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着劳动者的福利水平以及迁移决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当前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大都取消，但是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都相对有限，并不能起到吸引农民工的作用，而作为农民工主要迁移目的地的大城市，其落户政策仍然较为严格，向农民工提供的公共服务相对有限。其次，很多实证研究文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中依然面临着就业歧视。在控制人力资本等相关因素后，城市户籍劳动者的工资显著高于农民工。

长期以来，造成户籍制度改革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巨额的改革成本。那么，在考虑改革成本的情况下，户籍改革是否应该更加彻底地推进？全面的户籍改革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把当前户籍制度的特征融入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型中，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政策模拟分析，全面测量户籍改革的经济收益与成本，考察户籍制度改革对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影响，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在考虑年龄异质性的基础上，本文的模型把劳动力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第二类和第三类分别是持有农村户口的低龄和高龄劳动力。此外，模型中有两个地理区域所对应的两个就业部门，分别是城市地区的工业部门和农村地区的农业部门。户籍制度在本模型中的主要影响有两个，一是农村户籍劳动者在城市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劳动力市场歧视，二是高龄农村户籍劳动力在城市有各种生活的不便，如子女上学、医疗、住房保障等各方面的不便。我们把这种生活的不便用额外的生活成本来刻画。

在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我们模拟了全面放开户籍政策的社会成本收益。结果显示，如果户籍全面放开，即迁移到城市的农村户籍劳动者与城市户籍劳动者享受完全相同的待遇，经模型计算，会有1.64亿新增的高龄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会大幅增加GDP。我们进一步测算了改革的财政成本，发现改革成本与GDP的增加基本上可以抵消。改革后高龄农民工的收入会显著提高，城市户籍劳动者的收入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会大幅度缩小收入差距。由户籍因素引起的劳动力可支配年收入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前的0.180降低到0.033，降低81.6%。可见，改革成本不应该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制约因素。相反，如果政府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更大幅度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尽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至少做出了以下三点贡献。首先，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更加准确地刻画了当前户籍制度的特征。其次，本文利用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全面衡量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收益，包括彻底的户籍改革对总体GDP、城市和农村各自的产出、移民数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群体的收入等诸多指标的定量影响。最后，本文借助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户籍改革的总成本进行量化，进而进行全面的政策成本收益分析，这种采用量化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研究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在研究我国户籍改革方面具有独创性，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造的模型是静态模型，仅反映了短期内户籍制度改革效果，计算的户籍改革经济收益并没有考虑农民工进城后带来的动态资本积累和溢出效应。在考量户籍制度改革成本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冲突治理成本。也就是说，本文实际上低估了户籍改革的经济收益，高估了户籍改革的总成本。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户籍改革应该更大力度地推进。

*文章来源：经济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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