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下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世界发达经济体而言，面对日益激烈的进口产品竞争，本土企业出现了销售增长放缓和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样要面对来自低收入国家的低成本进口产品竞争。

在此背景下，创新研发通常被视为抵御低成本外国竞争的有效屏障，它允许企业提升产品、服务质量，并将其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区分开来，也只有投资于研发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公司才能成功地与低成本进口产品竞争。

这些关于创新研发的观点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围绕其制定的一系列研发补贴政策。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侧重于投资研发创新的企业是否在面对贸易冲击时具备明显优势。

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Johan Hombert教授，与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者Adrien Matray教授于2018年在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The Journal of Finance》发表论文“Can Innovation Help U.S. Manufacturing Firms Escape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China?”，研究了研发创新对面临来自中国进口竞争压力的美国制造业的影响。

文章结论表明：当公司事先加大研发投入时，公司业绩（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就会较少地受到进口竞争事件的负面影响。并且将这种“保护效应”归因于高创新产品与非低成本产品的区分度。

论文作者：

Johan Hombert 巴黎高等商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助理教授

Adrien Matray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本文于2018年10月正式发表。

为进行上述分析，作者对创新与贸易竞争中的交互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理论设定，设计了公司行为与经济表现的模型。具体地：

假设经济体中有若干公司，每一家公司都会选取一个创新强度R≥0，创新成本为c(R)=R+𝛉R+ρ/2R²，其中θ和ρ刻画了不同公司在进行创新时面对的不同成本条件，比如不同的管理政策、创新补贴政策、创新阻力等等。且公司创新成功的概率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如果令l∈{0,1}表征是否创新成功的虚拟变量，那么P[l=1⎮R]=R。

完成对公司行为的假设后，作者对经济环境同样做出假设。

首先，无论企业是否创新，或创新强度高低。更加剧烈的贸易竞争总会导致更低的公司经济产出。设公司在创新行为条件下的经济表现为π_l，贸易竞争为T，则有：

然后，无论面对的贸易竞争强度高低，成功的创新总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表现。所以，上式可以改写为：

上式中方括号部分就表示了企业对贸易竞争的敏感度。其中(b₀-b₁)的符号就决定了创新成功是否会降低或者提升企业对贸易竞争的敏感度。

整理上式为：π=𝛂+𝛃T+𝛄l+𝛅Tl

本文的目标就是估计参数𝛅，该参数报告了不同公司创新等级下收到的贸易竞争冲击。具体地，𝛅的符号决定了企业在面对贸易竞争冲突时的创新行为使公司更加具有弹性（收到保护）还是更加敏感。

文章使用如下计量模型对上一节建立的模型进行估计与检验：

其中，Y是公司经济产出变量，ImportPenetration是来自中国的贸易竞争冲击大小，R&Dstock是预测研发存量，Controls是包括公司规模，年龄，等的控制变量组。

对于Y，也就是公司经济产出的代理变量，文章选用销售额增长，和ROA两个变量代理，分别以两个变量做为被解释变量回归以上模型。

首先，作者使用销售增长作为因变量来估计方程，上表报告了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进口竞争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水平率一个标准差（2200美元/工人）会平均导致年销售额增长下降1.8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之前的文献一致，表明美国制造业受低工资国家进口影响而放缓增长。

为了评估更大的研发资本存量是否减轻了进口竞争对销售增长的负面影响，作者将进口竞争水平与预测R&D存量进行交互。交互项在5%水平上为正且显著（第2列），这意味着更多创新企业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伤害更小。当作者将行业年固定效应包括在内时，在1%的水平上，该效应变得更大且显著（第3列）。一个可能的担忧是，即使研发流量的预测值是外生的，研发存量的预测值也与企业年龄有关。如果不同年龄的公司对进口竞争的反应不同，这就是一个问题。

进一步，为了排除企业年龄（成熟度）对结果的干扰，文章控制了公司年龄与进口竞争强度的相交互项。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因此，企业年龄并不会影响进口竞争强度  和研发之间交互作用项的关系。

最后，作者从盈利能力角度，使用ROA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上述方程，结果报告在上表中。作者发现进口竞争对盈利能力的无条件影响为负，并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第1列）。当作者将进口竞争强度与研发存量相互作用时，相互作用项在5%水平上为正且显著（第2列）。当我们包括行业年固定效应（第3列）时，该效应在1%水平上略大且显著，而当控制与进口渗透相互作用的公司年龄时（第4列），该效应同样保持不变。

综上，本节的结果表明，研发行为的确能够缓解贸易冲击对企业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

在完成上一节的分析后，作者进一步分析研发行为是通过什么机制缓和贸易冲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研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企业绩效：

然而，随着进口竞争的加剧，目前尚不清楚哪个渠道更重要。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作者使用基于文本分析的产品差异化指标进行分析。

上表汇报了作者关于产品差异化建立的六个模型实证结果，在第1列中，R&D存量的正显著系数表明，研发水平越高，产品越有差异。在第2列中，该效应对于控制行业年固定效应是稳健的。这些结果与Hoberg和Phillips（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创新强度较高的企业拥有更多差异化产品。

第（3）列和第（4）列中关于销售增长的模型中。进口竞争强度与产品差异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随着进口竞争的加剧，差异化变得更加重要。第（5）列和第（6）列报告了关于ROA的模型，其结论是类似的。

综上所述，创新行为通过允许企业增加产品的差异化，帮助企业躲避进口竞争，并且随着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增加，这一机制变得更加重要。

文章发现，创新研发并不仅限于降低生产成本，更多的是建立企业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同时在相对健全的税收抵免政策支持下，创新研发投入有助于提升企业在面对进口竞争时的“免疫力”。

同时，文章的最终研究结果对贸易冲击后企业如何调整研发投资具有政策意义。文章最后指出，虽然随着来自中国竞争的加剧，创新型企业保持了其市场份额，但作者也未曾断言这些企业或者说美国经济不会从中受损，因为创新型企业也不过是以牺牲其他创新性较差的美国企业为代价获得了市场份额。

所以，创新虽然将对美国整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这也意味着美国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重新分配，对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可能不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