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 |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
经典论文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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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保护逐渐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两个核心路径。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是加快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产业体系,形成政府企业共治行动体系的关键手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并把发展绿色金融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之一。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在现代化环境治理中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促进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理论上,环境治理对企业的影响存在多种可能的结果:一方面,环境规制带来的遵循成本会导致企业生产性资源转移,另一方面,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市场价值。因此,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政策反应和传导机制,不仅是评估绿色金融政策微观效应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宏观资源配置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斯丽娟和曹昊煜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4期的论文《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使用信号发送理论和纳入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优化行为,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下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行为选择及其内外部机制。以2012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为自然实验,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
第一,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开展前端治理和绿色办公,减少了企业的环境末端治理,即绿色信贷政策改变了企业环境治理的资源配置和环境社会责任的整体结构。但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在不同企业行为的影响下并非是同质的,会受到企业行为的调节。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商业信用融资降低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也可以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环境治理对资金约束的影响,更好地承担环境社会责任。
第二,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的主要机制可以区分为外部约束和内部控制两类。前者主要通过提高污染企业的资金成本、收窄融资渠道的方式,以降低企业的资源可得性促使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而后者通过提高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优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处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和高管教育背景良好的企业在绿色信贷政策下能够承担更多的环境社会责任。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如何统筹实现政府企业公民共治的行动体系,实现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激发微观主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绿色信贷作为一项重要的绿色金融政策和现代化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更为显著的结构效应和更为完整的治理周期。本文的研究对深入推进绿色信贷政策创新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分类推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水平。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标准、评价体系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内部化生产负外部性的能力。对于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较强的污染企业,通过市场信息流动机制降低其商业信用;对于资金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提高绿色信贷政策的资金支持,以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对前端治理的放大作用。
第二,注重环境问题的企业内部治理渠道,强化政策和企业的协同治理。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企业的行为选择,提高企业对环境治理的关注度有助于优化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一方面,通过政策导向提高污染物排放成本,增强企业对生产活动中污染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加深企业对绿色信贷政策的认识的和感知,采用政策解释、业务宣传等方式让企业和高管直观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标准和具体形式,在理解政策目标的前提下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第三,合理搭配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政策,形成环境社会责任激励机制。单一的市场手段或约束机制难以取得良好的政策绩效,要结合命令型环境规制等行政手段,减少企业的策略性行为,提高绿色信贷的覆盖范围。同时对环境责任表现较好的企业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和优惠,扭转企业将环境社会责任视为经营成本的治理理念,保障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绿色和协调发展,改善绿色信贷政策的总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