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10年间，虽然中小微企业在各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融资环境并无明显改善。数据显示，2011～2019年，除日本以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波动下降，俄罗斯、南非、泰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同样无明显增长。除了普惠金融业务风险大、成本高、收益难以匹配，普惠群体面临天然融资瓶颈等共同因素以外，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还有自身原因：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稳定，缺乏对普惠金融的大规模、超力度扶持；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有待完善，普惠金融支持政策的推行难度较高。

疫情暴发后，普惠金融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多数国家制造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停工停产，旅游、住宿、餐饮、文体娱乐等线下服务业在较长时间内停摆或空转，外贸行业面临需求订单减少和生产能力下降的双重打击，中小企业经营收入出现断崖式下降，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抗疫进程中出现的原材料价格暴涨、运输成本增加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末端中小企业的现金流短缺困境。此外，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规模和抵押品，难以证明其恢复经营的能力，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支持的意愿下降。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群体应对疫情冲击，世界各国普遍实施了普惠金融扶持政策，银行业也在主动作为。

第一，各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性政策，银行成为多种政策工具的主要实施者。一是政府推出纾困信贷计划，通过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等执行了美国政府推出的“薪资保障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免抵押品贷款。国民西敏寺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集团、劳埃德银行等英国大型银行发放了政府“商业中断贷款计划”和“反弹贷款计划”中70%以上的贷款，其中超过90%发放给了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银行业推出了针对旅游业、服务业等中小企业的专项贷款。二是银行暂停、延缓或减免中小企业的贷款本息偿还。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推出商业支持贷款计划，为急需获得资金的中小企业提供最多100万澳元的贷款，并获得最长6个月的免还款期；巴西最大的五家银行受理中小企业关于将债务期限延长60天的请求；日本和韩国银行业在存量贷款到期后为大量中小企业办理了贷款延期。三是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发放条件并降低相关费用。日本银行业通过放宽审核标准、减免贷款审核材料及业务手续费等扶持措施，有针对性地向中小企业投放了大量贷款，2020年对住宿业和餐饮业发放贷款增幅超过30%。

第二，数字技术助力银行业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及包容性。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得到广泛使用，降低了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促进银行普惠金融服务下沉。一是由商业银行主导建设或投资的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纷纷上线，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融资难度。花旗集团推出数字平台Bridge，帮助寻求贷款的中小企业与区域银行、地方银行和社区银行建立联系，使借款人能够通过单一、快速和简单的在线请求与附近有意向的中小银行进行互动，有效缩减融资成本。二是银行业推动数字供应链金融相关项目建设，惠及产业链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新加坡星展银行推出一系列数字解决方案，帮助各种规模的公司在供应链中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桑坦德银行依托成熟的全球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使用交易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三是部分商业银行自主或联合金融科技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中小微企业增信，并为其提供潜在融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也面临商业可持续性问题。尽管不少国家提升了中小企业贷款的政府担保额度，但是部分银行机构仍然出于商业意图倾向于较为严格的贷款申请条件，导致部分扶持性商业贷款计划收效不足。例如，美联储推出针对中小型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6000亿美元“大众商业贷款计划”，推出3个月后仅发放20亿美元贷款；澳大利亚在2020年推出价值400亿澳元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一年间中小企业仅从中贷款20亿澳元，真正有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支持。

2020年以来，中国通过出台普惠性再贷款、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制定大型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户数“两增”目标、扩大普惠金融试点等政策措施，大力促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发展。当前，中国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首个五年规划已实施完成，普惠金融服务在供给量、覆盖面和业务质量提升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 普惠贷款供给量持续快速增长

自2019年起，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设定了30%、40%、30%的普惠领域贷款发放量增长目标，有力推动了普惠金融供给量提速增长。2018年到2021年，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从13.39万亿元增长至26.5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32.69%；2020年和2021年分别增加4.24万亿元和5.02万亿元，分别同比多增1.75万亿元和7819亿元。2018年到2021年小微企业普惠贷款余额从9.36万亿元增加至19.23万亿元，2020年和2021年分别新增3.52万亿元和4.13万亿元。

• 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显著扩大

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扩大主要体现在“增量”和“提质”两个方面。在“增量”方面，逐步消灭金融服务“空白地带”。2021年末，全国银行业普惠金融服务支持小微经营主体4304万户，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上年末提高15.6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2月末，有贷款余额户数达到3450.58万户。在“提质”方面，着力拓展小微企业的“首贷户”。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新增小微“首贷户”17.8万户，首贷金额5623.8亿元。对于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重点服务群体，商业银行推出针对农户生产经营、创业、助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普惠贷款，改善其金融服务质量状况。截至2021年末，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43.2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7.48%；创业担保贷款余额达到2349亿元，同比增长6%；助学贷款余额达到1468亿元，同比增长12.32%。

• 普惠金融业务模式逐步优化，质量达到新高度

不同规模和战略定位的商业银行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全国规模化推进、地区市场聚焦、轻型化数字化发展等三种主要的普惠金融业务模式。

第一，大型银行全国规模化推进模式取得显著成就，提质发展重点区域。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普惠金融的主力军。2021年6月末，六家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合计为5.92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33.37%；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分别增长了40.28%、30.53%、27.67%、20.42%、29.3%。大型银行在规模化发展的基础上，加强重点区域布局，增加普惠金融业务深度。例如，截至2021年6月末，中国银行自设与并购控股了124家村镇银行，下设184家支行，65%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以实现弱势地区的重点带动；工商银行加大对西藏藏族自治区等普惠金融业务基础薄弱区域的帮扶力度，以实现区域“接续发展”。

第二，中小银行地区市场聚焦模式发展效率提升，继续深耕细分市场。城商行、农商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具有贴近社区和了解当地企业的优势，通过推出与特定地域和目标客户群体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切实提高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效率。2020年底，民营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7%；2021年上半年，部分区域性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同比增长超过60%，新增客户数大幅提升。由于地域差异较大，各地区域性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支持重点不同。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是服务小微企业，以佛山农商行为例，通过建立独有的小微企业贷前评估标准并推出差异化产品体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传统农业地区，重点是扶持农户，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以中原银行为例，依托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创新发展“兰考普惠授信”模式，取得金融扶贫显著成效。在科创企业聚集地区，重点是支持小微主体创新创业，以上海农商行为例，通过重点考察企业创新能力支持科创企业融资，实现普惠金融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第三，轻型化数字化发展模式被银行机构广泛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成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随着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不断上升，互联网普惠领域贷款总量和比重逐步提高。根据《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小微企业互联网流动资金贷款余额达4756亿元，个人经营性互联网贷款余额5871亿元，占个人经营性贷款的4%。银行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推出线上信贷产品和服务，降低运营成本，深化金融服务渗透。例如，中国银行推出“中银企E贷”系列产品，包括“信用贷”“银税贷”“抵押贷”等，已为万余家客户提供超百亿元贷款；招商银行推出小企业“结算流量贷”数字化融资产品，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短频快需求；北京银行发布全流程对公线上贷款产品“普惠速贷”，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小微企业融资效率。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积极贯彻落实人民银行“线上+线下”普惠金融发展建议，普惠金融产品线宽度不断扩展，深度不断增加，线上线下普惠产品体系同步发展，形成一系列品牌，比如建设银行的“惠懂你”、农业银行的“普惠e站”以及中国银行的“惠如愿”等，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此外，在普惠金融模式升级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在积极探索新的赋能要素，促使普惠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是创新赋能，普惠金融成为中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核心焦点。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149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中有31项与普惠金融直接相关，占比20.8%。二是合作赋能，银行与非银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逐步展开深入合作。商业银行在发挥集团内部综合化经营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外部联动，与保险机构、融资租赁机构、证券机构、担保机构等进行合作，创新产品服务，完善业务机制，提升普惠金融整体服务质效。

第一，持续优化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一是有效对接国家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加强对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老工业城市等的金融服务，对业务基础薄弱的地区加大帮扶力度，改善普惠金融发展区域不协调的问题。二是吸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发展经验，形成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供给模式，提高供需对接效率，最大限度改善下沉客群的金融服务状况，提升乡村综合金融服务水平。三是进一步挖掘对私业务潜力，实现普惠金融领域对公、对私业务的均衡发展。

第二，增强数字经济时代普惠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优势，进一步缓解普惠金融业务信息不对称、运行成本高、市场风险大等发展难点。从普惠群体异质信息获取、征信画像构建、信用风险评价等实践痛点全面创新，进一步优化个人增信方式、风险分担机制、抵押担保条件、支付结算程序，最大限度改善下沉客群的金融健康状况。

第三，加强普惠金融与其他领域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促进业务联动，聚集领域合力，助力普惠金融从快速弥合普惠群体金融服务缺口转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县域金融领域，聚焦县域重点行业、重点客群和重点乡镇，提升普惠金融覆盖率。在科技金融领域，大力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等重点客群，助力中小企业专业化发展。在跨境金融领域，支持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发挥银行机构覆盖优势，为中小企业搭建互联互通平台。在绿色金融领域，支持中小企业构建绿色信息披露体系，探索中小企业各类环境权益抵质押业务，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本文来源于：中国金融杂志

*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