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岭淮河为界，中国在地域上分为南北两大文化板块。南方文化细腻文雅，北方文化大气豪放，成为风格迥异的两道风景。在地理上，南与北是确定的。
但在文化上，南北之分却是相对的：对北方游牧区而言，中原就是南方，而对长江流域来说，华夏文化的诞生地中原却又是北方，而对更南方的闽人、粤人而言，无论是黄河流域的中原、还是长江流域华中、江南，对他们而言都是北方；所谓的江南，在靖康南渡之后，只是又一个中原，在文化上是更正统的中原。南与北的相对性和暧昧性，是中国这个地域辽阔国家的显著特征。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为东西，二为南北。东西以胡焕庸先生提出的黑河-腾冲线为界，乃是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边疆民族的游牧文化之分界线。南北为中原汉文化在永嘉南渡之后，形成的南北两种不同的风格。
于是，历史上的南北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原汉文化内部的南北分野，另一种是胡汉之间的对峙，如中世的南朝与北朝、近世的两宋与辽金，这两种对南北文化的理解，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相互渗透。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东西（胡汉）的对峙深刻地镶嵌到南北关系之中，北方文化之中既有汉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汉文化。胡汉文化经过魏晋南北朝、两宋辽金和元清三次大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之中已经难分彼此。
观察中国大历史，有两种不同的中心观，一种是中原中心观，以华夏-汉民族的中原文明为尺度，衡量历史与文化的大变迁。中原中心观预设了文明的汉文化/野蛮的胡文化之二元对立，似乎中国的进步就是中原文明如何同化周边蛮族的历史。以中原中心观思考南北问题，很容易陷入大汉族主义的陷阱。
另一种是拉铁摩尔提出来的长城中心观，将长城之内的农耕民族与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作为两个平等的文明共同体，考察二者之间的交往与斗争。长城中心观注重的是北方边疆（塞防）地域两大民族的互动历史，但对南方边疆（海防）是其研究的盲区。自南宋特别到了明代之后，瓯闽粤的海洋文化开始崛起，成为思考中国不可忽视的因素。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中心，又蕴涵着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多元复合体。只有置于三大文明的互动背景，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上的南北文化关系。概括地说，中国的北方是农耕-游牧文明的复合体，中国的南方（自明代以后），是农耕-海洋文明的复合体。这三种文明的互动，构成了历史上南北关系的复杂性，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何在古代，通常都是北方征服南方，而到了近代，形势倒过来，南方战胜了北方，但最后又被新的北方所宰制。
中原文化的中心原在黄河中下流域，自永嘉之乱、王室南迁之后，江南的人口、经济有了大发展，文化的中心逐渐转移到长江中下流域。南北格局由此形成。南方文化承中原之正统，又与南方的土著结合，形成了南方农耕民族勤奋、细腻、儒雅、潇洒的性格。而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北方，因为五胡入侵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彪悍、粗犷和元气淋漓，形成了与南方迥然不同的风格。
孔子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这两种本来在农耕民族中平衡的气质，到了南北分立之后，各自向极端的一面发展，南方文化文胜于质，具有文明的矫饰一面，而北方文化质胜于文，带有原始的淳朴与蛮气。
五胡乱华之后的1600年历史，北方有800年时间处于异族统治之下。而南方只有350年。于是，胡汉之间的差异逐渐也蜕变为南北文化的不同。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宫崎市定认为汉族是“文明主义”，胡族是“朴素主义”，如同孔子所说的文与质一样，成为南北文化日趋固态化的精神标识。
关于南北文化的实力变迁，永嘉与靖康两次南渡是转折点，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名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中分析说，在永嘉南渡之前，北方文化一直占优，大人物皆都出自北方。到南北朝期间，南北走向平衡。隋唐统一之后，南派较北派占有文化上的优势。
而靖康南渡之后，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到江南，人才大都出自南方，自此北方完全无法与南方相比，到了明清之后尤甚。明初的科举，会试结果，所有的进士皆来自南方，竟无一个北人，令朱元璋大怒，即是明证。丁文江从《二十四史》的列传中选出籍贯可考者5783人，统计发现，全国性精英在南宋之前，集中在黄河流域；南宋之后，逐渐趋于长江流域。
既然文化与经济的优势在南方，那么为什么隋唐结束南北分治，北宋终结五代十国之乱，都是北方战胜了南方，建立的都是北方大一统政权呢？之后的元朝和清朝，更是由草原和森林走出来的少数民族，一统农耕区与游牧区，建立了横跨中西、贯通南北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关于这个原因，要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中加以分析。
从公元7世纪到17世纪，整整十个世纪，欧亚大陆的霸主，并不是农耕民族，而是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谁拥有了优质的骏马和彪悍的骑兵，谁就左右了战场。不仅是军事的实力，而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是如此。来自草原的蛮族元气一旦来到黄河流域，与中原的轴心文明结合，就不是流亡到南方的中原王室与贵族所能对抗的。南方之强，在于精致的文化与开放的经济，而北方之强，在于来自草原的组织力与行动力。隋朝与唐朝的开国者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又经历了几代人的汉化，胡汉两族血脉与文化的相融，造就了北方在军事实力、政治组织力都形成了远远高于南方的强势。
南方虽然在文化上有优势，但在气质上较之北方，毕竟弱了一层。东晋有风流的名士与美妙的玄学，南宋有繁华的江南与儒雅的士大夫，从西晋到南朝再至南宋，来自中原的儒家礼乐传统与南方的道家浪漫主义结合，产生的只是柔弱的南方文化与偏安的小朝廷心态。而中国政治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北方有来自草原的尚武传统，再加上与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结合，亦文亦武，是古典帝国必须具备的双重气质。
一个庞大的帝国之维持，建立在文明与实力两个基点之上，中原的农耕民族有文明，边疆的草原民族有实力。五胡乱华之后的北方，草原的原始蛮气与中原的政教传统融合，呈现的是汉化了的胡文化与胡化了的汉文化，既有文明，也有实力，从隋唐到蒙元、大清，都表现出雄心勃勃的帝国野心和扩张欲望，与满足于偏安、格局逼仄的南方小朝廷恰成对比。在中国历史当中，帝国的气象皆是来自北方，霸气的游牧文明一旦与精细的农耕文明嫁接，那是南方纯粹的农耕文明所无法抗衡的。
在这一方面，北宋与明朝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宋朝虽为北人建立，但宋太祖立国之初，为提防藩镇割据，立下规矩，尚文轻武，以儒家的文官压抑蛮气的武夫。虽然宋国为一北方政权，但其精神气质却是南方的。唐宋转向的精神要旨，乃是转向内在。唐代那种来自北方的飞扬气魄日益萎靡，因受到南方佛教的影响，宋朝转向精神化与内在化，于是抵挡不住辽金的铁蹄，最后被逐出北方。
再来看明朝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南京。其儿子永乐帝在靖康之役夺得皇位之后，迁都北京，象征其继承的是蒙元的尚武传统，而非两宋的尚文遗风。他命郑和率领万人船队七下西洋，展示的是北方帝国的称霸雄风。只是永乐帝之后，大明王朝日益内敛化，北铸长城，南设海禁，重新表露出其南方政权的底色，只是一个封闭性的大陆王朝。
然而，时势比人强，放眼世界，一个全新的海洋文明大时代已经在敲门了。
南方的活力，不在于农耕文明的纯粹，而是海洋文明的诞生。在南北关系逆转上，明代是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与全球的海洋文明时代的来临有关。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时，西方人也出现在亚洲。1493年，葡萄牙进入印度，1513年，葡萄牙的船只驶入了广州港。16世纪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自鸣钟打开了宫廷大门，17世纪初，荷兰人进入台湾和东南亚。南方沿海，成为海洋文明的突破口。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1500年之前是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天下，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中亚（内陆亚洲），各路游牧民族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命脉，也掌控了世界历史的导航权。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与中原王朝一样，都是大陆帝国，从辽金政权到蒙元帝国，他们可以轻易征服农耕区，却从来无法越过大海。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都被可怕的海上神风击败，铩羽而归。中原王朝亦是如此。
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只是永乐帝个人意志的偶然之举，他一方面实行海禁，扼杀民间贸易，另一方面弘扬国威，拓展朝贡贸易。这种劳民伤财的帝国扩张，自然无法持久。当永乐帝将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远离南方，贴近草原，就注定了其回归大陆帝国的命运。永乐之后，其后代日益封闭，将海权拱手让给前来叩门的西洋人。
中原的每一次历史性变化，都与外来文明的冲击有关。16世纪之前，对中原农耕文明构成挑战的，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16世纪之后，对中国形成冲击的，逐渐变成海上来的西洋民族了。蒙古帝国的灭亡，是全球史上千禧年式的大事件，它标志着陆权帝国时代开始终结，一个全新的海权帝国时代即将降临。这样的大变化，体现在中国历史当中，就是“元明转向”：当明朝统治者回归北方的时候，在南方的民间，海洋文明露出了曙光，历史重心开始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在南中国海，已经出现了一个由民间自由贸易为主体的南海世界共同体，这一海洋贸易网络，以白银为媒介，将东亚与欧洲通过海路连接在一起。由此在中国的南方，出现了一个海洋中国。广东、福建和南洋，对于闽人和粤人来说，并没有今天所谓的国内、国外的概念，围绕着南中国海，构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来往、出入和交易的生活世界，华人的地方宗族关系网络，也从广东、福建，延伸到东南亚，形成了一个跨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卜正民教授指出：“13世纪末到14世纪，发端于元朝的大陆型世界经济体，横跨草原，向西拓展至波斯和欧洲。16-17世纪，一个以南海为中心的海上世界贸易经济体将明朝与进出印度洋和横跨太平洋的各贸易体系连接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中”。元朝的大陆型世界经济共同体，以北方为轴心；而明朝的海洋型世界经济共同体，则是以南方为中心。明代以后南方海洋文明的崛起，预示着农耕-游牧文明为中轴的传统中国，将转型为以农耕-海洋文明为核心的近代中国了。
南方的沿海地带，特别是瓯闽粤，无论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还是与长江中下游的两湖、江南，都有显著的差异。这些在海边长大、靠海吃饭的渔民们，不像中原那样恐惧海洋，也不似自耕农那般保守、封闭。在他们身上，中原小农经济的文化积淀不深，反而具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敢于冒险、向外开拓、精明算计的商业精神。海洋是自由的象征，陆地是集权的渊薮。
中原王朝所建立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自上而下的普遍王权结构。但在天高皇帝远的瓯闽粤，南方的海洋族群（温州人、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广府人等），有非常丰富的、自下而上的民间宗族网络。凭借这些扩张性的宗族网络，他们漂洋过海，移民海外，在整个南洋地区、后来延伸到北美，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华人商业贸易共同体。在当地，他们很快融入了西方人建立的以法权为中心的海洋秩序，成为殖民统治者的经济代理人。
不过，中国南方的商人与西欧的商人毕竟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西欧的海洋民族以契约和权利为核心，发展出一个自发的扩展性的市场秩序，而中国南方的海洋族群，则是在千百年的中原大一统王权-官僚秩序下生长，血脉里面一种残留着农耕民族对权力天生的依附性，他们商业上大胆，政治上却极为孱弱。在权力面前，不是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是热衷于寻租，获得独家的专卖权，以当一个红顶商人为荣。
在南洋谋生的华侨商人，也具有南方沿海农耕—海洋族群的类似特点，将西洋统治者视为另一个皇帝，以获得殖民主子的经济特许权为最高目标。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商人多么富有，也难以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商人只能屈居于君主与士大夫之下。当华商身居海外时，让他们往往也不会与当代统治者争夺政治权力。反之，如同在祖籍地中国一样，他们向当地统治者俯首称臣，以换取某种信任，更希望能够得到某种优惠，如得到行使包税权的特别权益。”
由此可以理解，尽管明代以后南方的海洋经济开始崛起，但南方的海洋族群因为其根深蒂固的农耕性，只是一群缺乏政治意识的经济动物，因此，南方经济的繁荣、海洋商业的蓬勃，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自主性的政治要求。强大的南方经济，依然斗不过北方的政治权力，南方的农耕-海洋文明，在北方的农耕-游牧文明面前，始终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明末清初，郑成功的南方海上帝国一度北伐攻陷南京，只是一次偶然的例外，即使如此，也是以南方对北方的屈服而告终。
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波草原/森林民族对中原的冲击，其所建立的农耕/游牧文明双重体制，是继蒙元帝国之后，将农耕的汉民族与游牧的边疆民族统一在同一个帝国版图之中，既是历史上北方帝国的巅峰，也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特别是进入19世纪之后，西方的海洋文明无论是经济与军事实力，还是政教体制，已经领先于欧亚的内陆文明。
过去的是草原文明冲击中原，余波荡漾自沿海，如今却倒过来了，来自于大海的新文明冲击波，由南向北，由沿海而内地，向神州大地的纵深地带，甚至草原辐射。民国时期对南北问题有专门研究的陈序经指出：“历史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固有北方而南方；但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却是由南而北。”
19世纪以后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在南方酝酿，随后冲击北方：打开五口通商的鸦片战争、席卷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南方封疆大吏在长江中下游推行的洋务运动、从偏远的广东登上全国舞台的地方士大夫康梁新党、南洋华侨支持的兴中会、两湖为背景的华兴会、江浙人的光复会、南方士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直至1911年首先在南方发难的辛亥革命。得风气之先的南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北方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主动攻势。从文明的角度理解，无异是南方新崛起的海洋秩序向北方的农耕-游牧秩序的挑战。
在海洋文明诞生之前，南方通常不是北方的对手，唯一的成功，是朱元璋驱逐了蒙古人，建立了大明王朝。然而，朱元璋出生于淮河边上的凤阳，身处南北交界之处，长期在底层混迹，沾染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蛮性，当了皇帝之后，明承元制，接过了草原来的绝对君主专制。过去汉人的中原王朝，从汉唐到两宋，皆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朱元璋政治上征服了北方，却在灵魂上被北方所征服，将元朝开创的说一不二的绝对君主独裁，加以汉化和制度化了。
但近代之后南方对北方的攻势，显然具有不一样的时代内涵和格局。辛亥革命的南方，无论是立宪派士绅，还是革命党人，都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他们对清廷所象征的北方游牧-农耕文明的冲击，乃是希望建立一个与国际海洋秩序接轨的新中国。只是在辛亥年间传统的旧秩序太强大，新兴的南方势力无法统领全局，辛亥革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北妥协，达成海洋、农耕和游牧秩序的临时性和解。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妥协、大和解的产物，但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内在冲突的后遗症。
元朝和清朝所建立的横跨农耕、游的大一统帝国，是以王权为中枢与象征的，当清帝逊位象征性的普遍王权解体之后，以宪法为核心的立宪秩序又迟迟未能出现，于是，继承了清朝庞大版图的多民族的中华民国，立即发生了国家认同危机。新与旧、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中原与边疆、农耕秩序与游牧秩序，不断产生内在的撕裂与冲突。
其一表现在东与西、中原与边疆的撕裂。清帝国以王权为轴心所实现的大一统，乃是一种多元象征、多元宗教和多元治理结构。“一个王权，各自表述”，清帝在汉人那里，被称为皇帝，在蒙古人那里，是草原共主大可汗，在藏人那里，乃是文殊活菩萨。当民国以现代的民族国家模式建立之后，一些边疆民族便不再认同民国这一国家符号，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这一新兴国族，他们试图脱离混乱而多变的中央政权，实现独立或分治。
西藏在1949年之前始终处于事实上的半独立状态，外蒙在俄国的鼓动下，试图脱离中国，终于到二战结束通过雅尔塔密约获得成功。新疆一再发生分离主义的暴动，曾经二度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东北在日本扶植下出现了伪满洲国。当民国处于五代十国式的内忧外患之时，西部中国的游牧文明对东部中国的中原文明的离心力便愈加强化，尤其当分离活动得到了外国势力的加持之后，更具有严峻性。
其二是南与北、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南北朝之后的南方文化，主要是长江中下游的南方农耕文明，到了南宋、特别是明代以后，瓯浙粤的海洋文明开始出现，领先于南方，原来偏远的海防边地一跃成为文明的中心，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清朝到民国，最南端的岭南文化，以广州为中心，会开时代之风气，领先于全国。广州原先是中原帝国版图中南方最边远之地，到了明清一跃成为最开放的南方中心。
而到了晚清之后，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口岸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俨然成为南方之领袖，足以与北方的象征北京分庭抗礼。民国是南北妥协的产物，袁世凯代表北方，在民初以北驭南，成为终身大总统，甚至称帝。但时代的潮流已经倒向南方一边，袁很快身败名裂，抑郁而死。袁之后的民国，南北之争重新表面化，在广州与北京形成了南北两个法统、两个国会和两个政府。
南北之争，表面是权力之争，实质是新旧之争。周作人说：“‘南北之争’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而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北京发动，但无论是《新青年》的作者，还是北京大学新派教授，大都是南方人，来自于得风气之先的沿海省份，在上海、日本和欧美有求学经历。南方趋新，北方守旧，在民国之初成为不争之事实。
民国时期的学者梁园东说：“北方所以统治南方，是因为北方经济供给不及南方，为维持统治阶级的地位，北方必要取南方，南方却不必统治北方已可维持。”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北方的大一统意识强，而南方的分治意识强。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到倒袁运动、联省自治，民国之后南方的几次对抗北方大一统，都是以“各省独立”、“分省自治”的方式表现出来。政治中心的北方的霸气，与文化经济中心的南方的离心，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正当南北新旧文化交锋之际，一个新的北方大陆文明在全球出现了，那就是苏俄的社会主义。苏俄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的大陆文明帝国，其与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帝国，形成了二十世纪两大对抗的阵营。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中国，从此受到英美的海洋文明与苏俄的大陆文明的双重制约。何去何从，令现代中国人感到困惑。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本吸取的是来自西方的海洋文明，但欲在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加以实施，却没有下手之处，无法动员民众参与到革命中来，他痛定思痛，决定以俄为师，联合中共，于是改组后的国民党获得了强有力的宣传、组织和动员能力，北伐势如破竹，继朱元璋之后，第二次南方统一了北方。
不过，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很难治于一炉。国民党本质上是英美为体，苏俄为用。体用不一，二者势必要发生内在冲突。于是国共分裂，势所难免。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抗，颇有新南方与新北方之争的意味。蒋介石政权的大本营在江浙沿海，故定都南京，以江南为政权的根据地。国民政府来自于开放的沿海，但又残留许多中原民族的传统，是一个半海洋、半农耕的政权。中共虽然起家于南方，但真正的发展是长征之后转移到北方，具有强烈的北方性，是一个苏俄式的大陆型政权。
农耕民族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可塑性，既可以与海洋文明结合，也可以与游牧文明互融。中国自明清之后，是一个受到海洋文明影响的农耕-游牧文明大陆型国家，不海不牧，亦海亦牧，一直在自由与专制二者之间动荡。南方与北方的长期较量，与此有关。1949年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可以理解为大陆文明对海洋文明的征服，而1978年之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亦是海洋文明在大陆中国的回归，是又一次的文明北伐。但是，如同历史上一样，政治中心始终在北方。北方与南方在空间上的错位，形成了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
理解了历史上的南北关系，也就明白了“何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明的复合体，中原中国、边疆中国和南方中国，各自代表了农耕、游牧和海洋文明，它们构成了文明意义上的“多元一体”。中国不是只有一个中原空间，还有游牧的世界与海洋的世界。三个世界的犬牙交错、三种文明的竞争冲突，是中国历史的深层秘密。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能够在未来的时空中得以和解吗？或许，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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