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经济学】医生是否改善了其父母的医疗健康条件:来自入学抽签的经验证据
简介
公平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其中每个人拥有平等的医疗健康条件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然而大量文献表明,即使社会医疗保障健全的发达国家,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仍然不平等。而人们常常认为对医疗保健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与医疗专业人员沟通能力的差异是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旨在评估孩子成为医生对其父母死亡率和医疗保健费用的影响,医生是否改善了其父母的医疗健康条件。本文首先利用荷兰个人数据,分析孩子是否是医生与其父母相关健康指标的关系,OLS回归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健康结果都对医生的父母更有利,但本文认为该回归存在较强的选择偏差问题,只能确定相关关系,但无法确定因果关系。
因此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荷兰医学院的抽签入学制度,利用1988-1999年近22000名医学院入学抽签参与者及其父母的相关数据,将抽签结果作为孩子成为医生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孩子成为医生并没有改善其父母的医疗健康条件,非正式地获得医疗专业知识和服务并不是造成医疗保健使用和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从子女是否从医角度评价了荷兰医疗保健机会的平等性。
01 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背景部分主要介绍了荷兰的医疗保健制度、抽签入学制度以及医学院的培养计划。
荷兰具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所有荷兰公民都有义务购买基本医疗保险,并享有政府全面的医疗保障福利,2017年荷兰医疗保健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在荷兰完成中学学业的学生有资格参加荷兰所有大学的所有专业学习,但有些专业也有招生限额。在1960年,随着申请学生数量的激增,严重超过了招生限额,荷兰医学专业开始实行抽签入学制度,这一制度持续到了1999年。该抽签制度按照学生中学考试成绩赋予不同的抽签权重,成绩越高,权重也就越大,越有可能获得医学院入学资格。本文认为抽签入学制度实现了随机分组,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
荷兰的医生培养计划分为四年理论教学获得本科文凭、两年以上实习培训获得基本学位以及攻读博士学位三个阶段。完整的医生培养计划大约需要6-15年。
02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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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来自于荷兰统计局,这些数据可以在个人层面与其父母层面结合起来,包括个人层面的医学院入学抽签登记数据(包括抽签结果)、医疗保险人员登记数据,其父母层面的死亡登记数据、医疗服务利用数据以及费用数据。
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构建了三个样本数据。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医学院入学抽签样本,将1988-1999年荷兰医学院入学抽签参与者相关数据作为样本。除此之外,本文还利用荷兰1967年至1982年出生的所有个人及其父母的相关数据构建个人和其父母的“完整人口”样本;根据子女是否为大学毕业生为筛选条件,构建“大学毕业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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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描述了医学院入学抽签样本的抽签结果。共有22215个样本,其中10212个学生中签获得进入医学院学习的资格,另外12003个人则没有中签,可以选择其他专业或者在以后年度继续参加抽签。在中签的学生中,有93.8%的人进入了医学院学习,82.4%的人完成了学业,80.8%的人最终成为了医生。但也有45.0%的未中签者通过以后年度抽签或出国读书的方式学医,并有42.2%的人最终成为了医生。
表4对三个样本的父母主要医疗服务利用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医疗服务利用指标在全样本、大学生样本和医学院抽签学生样本中逐渐变优。参与医学院入学抽签学生的父母死亡率明显低于完整人口样本和大学生样本,其他医疗费用、医疗使用次数等指标也呈现相同的特征。
03 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该部分实证检验子女成为医生与父母医疗健康条件指标的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子女成为医生与父母医疗健康条件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在子女是医生的家庭中,其父母的死亡率、医疗费用、会诊次数等指标均更优。但随着样本范围的逐渐缩小(从完整人口样本到大学生样本再到医学院入学抽签样本),这种相关关系在逐渐减弱,因此本文认为选择偏差导致这种相关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利用入学抽签这一随机分组效应,对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子女成为医生与父母医疗健康条件指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医生并没有改善其父母的医疗保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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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利用OLS回归,以子女是否是医生为自变量,以父母的各项医疗保健指标为因变量,比较医生父母与非医生父母之间相关指标的差异,控制了子女的年龄、种族、子女和父母出生年份固定效应和结果变量观察年份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在三个样本中,几乎所有的健康结果都对医生的父母更有利。在完整样本中,到2018年底,医生的父亲的死亡率比孩子不是医生的父亲的死亡率低6.6个百分点,而母亲的这一差距为4.3个百分点,且均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
但比较完整人口样本、大学生样本与医学院入学抽签样本的回归结果,医生父母与非医生父母之间医疗保健指标的差别在逐渐缩小,并且显著性在不断降低。原因在于随着样本的缩小,子女为医生的家庭与子女为非医生的家庭在其他方面逐渐趋同,相似性逐渐提高。因此本文认为子女为医生与父母的医疗保健条件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因为选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但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因果关系,这种相关关系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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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表示基本回归方程,其中Yit表示个体i的父母在t年的各项医疗保健指标,包括死亡率、医疗费用、就医次数等。核心解释变量Di表示个体i职业是否是医生。控制向量Xi表示子女性别、年龄、年份固定效应等一系列控制变量。LCi是抽签权重类别与第一次参加抽签年份的交乘项,这是因为个体中签的概率只在第一次抽签当年同权重类别的群体中概率是相同的。
式(2)表示工具变量法的第一阶段方程。LR1i表示个体i第一次参加医学院入学抽签的抽签结果,作为使用成为医生的工具变量。表6为工具变量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结果发现第一次入学抽签结果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中签将使成为医生的概率增加36%。
表7汇报了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以死亡率为结果变量的实证结果,结果表明孩子成为医生并不会对父母的死亡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估计值接近于0。当将样本限制于1944年以前出生的父母并将75岁之前的死亡率定义为结果变量时,结论依然成立。
此后本文又使用了Cox比例风险模型、Wilcoxon rank-sum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表10汇报了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以父母医疗保健费用或使用情况为结果变量的实证结果,结果表明孩子成为医生依然不会对父母的医疗保健使用情况产生显著影响。
综合以上结果,本文认为孩子成为医生并不会改善其父母的医疗保健条件。
04 与Chen等人(2019)的研究结果的比较
参考文献:Chen, Yiqun, Petra Persson, and Maria Polyakova. 2019. “The Roots of Health Inequality and The Value of Intra-Family Expertis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5618.
Chen(2019)以瑞典的数据为基础,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其结果表明孩子成为医生会改善其父母的医疗保健条件,作为在此部分对两篇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认为Chen的方法并不能消除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其研究结果并不稳健。
在瑞典,医学院入学同样使用入学抽签制度,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其只能获得个体入学后8年内的数据,因此无法使用与本文相同的方法研究入学8年后孩子成为医生对父母医疗保健条件的因果影响。因此Chen等人使用事件研究法,将医生亲属和法学院毕业生亲属的健康结果进行比较,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为了形成对比,本文也依照Chen的方法,比较了医生父母与法学院毕业生父母的医疗保健使用情况和死亡率。本文聚焦于1967年以后出生的注册为医生的父母,并构建了一个由同年出生的法学院毕业生父母组成的对照组。
图1结果显示,医生父母的死亡率的确低于法学院学生父母。事件研究没有显示出子女为医生对父母总体医疗保健费用(图2)和住院概率(图3)的显著影响,这与本文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药物使用,事件研究显示子女为医生对父亲和母亲药物使用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本文认为,之所以使用两种方法的实证结果存在差异,原因在于Chen(2019)将医学院父母和法学院父母进行对比不能消除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不具有稳健性。
05 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成为医生与父母医疗健康条件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医生的医学专业知识和非正规途径的医疗帮助没有对他们的父母产生重要的溢出效应。这表明医疗保健系统为所有父母提供平等的医疗保健和信息。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本文的结果适用于申请医学院的个人的父母,这些父母的子女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因此,本文的结果并不能确定荷兰一般医疗保健机会的平等性。此外,本文的研究是基于荷兰这样的医疗保障健全的发达国家数据开展的,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
Abstract
To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unequal access to medical expertise and services, we estim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having a child who is a doctor on parents' mortality and health care use. We use data from parents of almost 22,000 participants in admission lotteries to medical school in the Netherland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formal access to medical expertise and services is not an important cause of differences in health care use and mortality.
*文章来源: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
*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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