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不同国家（地区）政府主体的偏好差异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约束差异。面对形式多样的宏观政策组合和千差万别的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宏观经济学家不得不再次反思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角色和作用。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常用框架中，政府被视为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计划者”，甚至退化为一条简单的政策规则方程。这种简化继承了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弱化甚至消解了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忽视了多主体环境下政府自身偏好以及政府间策略互动对于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关键性影响。而事实上，政府是一个具有自身偏好、面临各类约束限制的行为主体，他（们）的经济决策和策略性行为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政府应该作为一类行为人回归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

我们提出一个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内生化多政府决策行为的理论框架，在政府主体偏好假设方面，强调两个新的理论元素：第一是偏离性，即政府主体具有自己偏好，这一偏好有可能偏离所管辖范围内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特征；第二是溢出性，即经济体中存在多个异质性政府主体，其政策选择行为会造成广泛的政策溢出效应。在政府的约束条件方面，我们强调三重约束：第一是政策可行集约束，例如经济一般均衡所伴随的资源约束；第二是各政府的参与约束，例如保证一国政府主体愿意加入经济联盟的最低条件；第三是激励约束，保证各政府主体行为的内在一致性。在考虑政府政策溢出效果和约束集的交叉作用下，经济主体的市场活动达到一般均衡结果。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将可能的政府关系分为四类结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构件”“地方同级政府构件”“中央同级政府构件”“联盟国家政府构件”。现实中各种复杂的政府关系都可被视为这四类构件的某种具体组合形式。每一类构件均体现了政府主体之间的一种横向或者纵向关系，刻画了政府主体选择政策工具的具体机制，为厘清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的传导渠道奠定了更细致的微观基础，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阶段中多层次政府主体的内生经济政策选择，评价相关政策的经济绩效。

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一般性结论：第一，各政府主体的偏好一旦偏离了其所管辖范围内微观主体的偏好（偏离性成立），无论是否存在政策溢出，经济一般均衡的最优结果会出现扭曲；第二，多政府主体之间的政策协调一旦失败（溢出性成立），无论政府偏好和微观主体偏好是否一致，经济一般均衡最优结果也会出现扭曲。因此，要想达到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目标，必须同时减少偏离性和溢出性发生的可能性，即“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

*文章来源：经济评论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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