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的消费潜力被积极预估，随老年收入提高成为老龄经济新增长点，但老年实际消费并未呈现出完全预期的积极态势。基于多期调查数据，利用APC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分解老年消费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以探寻社会变迁、生命序列事件等对消费的影响。消费队列效应的优势集中于见证物质财富从无到有、从乏到丰的过渡型老人（1940-1950出生队列）；1950后出生队列亲历互联网发展、消费方式变革，但受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健康风险规避的影响，消费水平低于传统且谨慎的1930前出生队列。消费时期效应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老年消费之间的非对应关系，并阐明老年消费潜力与有效消费的差异；其根源在于老年人经历的社会变迁塑造了谨慎、保守、低欲等被动式消费态度，导致消费欲与消费心理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消费力。未来，降低老年支出风险预期、破除低消费欲状态，将是促进新时期老年有效消费的重要路径。

       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推进，老年人成为当代消费市场的“新贵”，其消费潜力被积极预估。我国虽不及西方国家老年财富积累优势，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绝大多数成长于物质条件匮乏的青年一代步入相对富足的中晚年，收入水平大幅提升、收入来源增多，为老年产业和老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契机。然而，长期以来，老年有效消费不足，老年消费提升空间有待提升。一方面，我国老年收入总量并不小，消费支出有限，收入对消费不存在显著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我国老年收入没有达到消费倾向递减的程度。显然，收入以外的其他特定因素对老年消费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消费活动的发生除了依托收入构建的能力因素外，行为主体的消费欲和心理驱动也是必要的前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宏观社会所处的不同的技术变革时期，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不同特征群体消费欲乃至消费行为形成的独特机制。老年群体内部的年龄、队列等分化亦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重塑人口老龄化与消费之间的复杂联系：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人口老龄化所对应的消费水平有别；当前和过去的、未来的老年人口的消费方式也不同。因此，不同时期、不同出生队列老年人的身份特征以及所经历的生活空间和宏观社会变迁差异，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研究中国老年消费行为的独特视角。

      本文从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老年人所独特的生命序列事件出发，探讨老年消费行为的同龄群体效应与同期群体效应，重点围绕时间维度上的年龄、时期、队列因素并将其作为社会变迁的刻度。基于多期调查数据，采用APC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分解老年消费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以分析中国老年消费的动态变迁，从而为合理解释老年实际消费与潜在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差异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数据来源：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1996年、2003年、2008年、2014年4个调查时点的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的数据。

       变量选取：因变量为消费支出，本文所设定的消费为稳定性的、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部分，包括食品、衣物、家庭基本服务、通信等基本消费，而风险性、不经常发生的医疗支出作为影响老年稳定日常消费的自变量纳入分析。本文所关心的时间维度变量是以户主为代表的年龄（45-102岁）、出生队列（1972-1907年）以及观测时期（1995年、2002年、2007年、2013年、2017年）。

       控制变量包括了户主或家庭主要决策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变量（年龄、性别、民族、是否有工作、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收支变量（家庭收入、医疗风险）。本文也将人均GDP作为时期层次和队列层次的变量并分析其对老年消费的影响。

       分析方法：根据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考虑到年龄、时期、队列之间的完全共线性问题，将年龄设定为固定效应，而时期和队列为随机效应，将消费设定成固定效应年龄的二次曲线。

       首先，年龄与老年消费的倒“U”型关系。相比较高龄以及低龄老人，中龄老人多处于退休且健康良好状态，也处于时间、金钱、精力相对充分时期，家庭消费决策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更大，相应的消费水平更高。高龄老人面临的高医疗保健风险降低了稳定性消费支出，而低龄老人未来不确定的收支预期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消费决策行为。

       其次，老年的时期消费劣势突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虽然老年消费水平随时代发展进步总体明显提升，但并未与时期推移保持一致的正向增长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与消费之间的非对应关系揭示了老年消费潜力与老年实际消费之间的差异，即庞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所蕴含的消费潜力并不必然转化为有效消费。受宏观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力量的推动，老年群体的经济力有所提升，但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消费欲与消费心理尚未能进行有效变革。

       最后，相比时期趋势，老年消费的队列趋势更显著。消费优势集中于见证物质财富从无到有、从乏到丰的过渡型老人（1940-1950出生队列）；现代老人、“新”老人（1950后出生队列）健康储蓄预期高、医疗风险规避明显，整体的消费水平甚至低于传统老人（1930年前出生队列）。消费峰值发生于1940-1950出生队列，关键在于强有力的政策与经济红利补偿所催生的边际消费效用。更早出生队列群体历经极度物质匮乏的成长期、也受传统“重身后、轻身前”等养老文化的渗透，消费欲望偏低。

       首先，顺应老年消费的时期与队列特征。一方面，从社会保障建设出发，降低老年医疗支出风险与健康储蓄预期，致力于老年消费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基于老年消费特征提供针对性的老年产品，满足多元化消费选择。

       其次，破除老年消费不足的消费欲因素。老年消费力随时代进步不断提升但仍处于一定受限水平，消费欲却保持极低状态，由此降低了消费活动发生的心理驱动。构建有效的老年价值论，从改变狭隘的养老观念出发，提高老年消费的心理基础与积极预期。

       未来，随着时期不断推延，50后、60后出生队列作为连接老年人和中年人之间承前启后的一代，即将成为新时期推动老年经济发展的主力。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少子化、家庭养老资源稀缺成为该队列群体的重要特征。降低老年支出风险预期、破除低消费欲状态，将是提高老年福利、促进积极老龄化的重要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