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家庭财富迅速积累，居民储蓄存款持续稳定增加，其持有的资产种类也越来越丰富，但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占比普遍较低，居民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或低风险的金融资产。按照经典的资产组合理论，所有投资者都会将一定的财富投资于风险资产，投资比例则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态度。近年来兴起的行为金融理论和实验经济学进一步研究了实际生活中居民家庭有限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场的行为偏差问题，但学者们常常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医疗保险影响个体的健康资本（Health Capital）水平？如何看待它们作为背景变量或者中介变量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配置？一般地，可以把健康看作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可估价的资产，称之为健康资本，医疗保险为健康风险带来的经济成本提供补偿，是重要的健康资本管理工具，本文在研究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居民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概率及比重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服务是否通过影响健康资本水平发挥中介效应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Edwards（2010）的资产组合模型分析了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与其风险资产配置行为的关系。假定存在两类无限期投资者：一类是当前健康资本水平较高、但面临健康水平下降风险的投资者h，另一类是健康资本水平本身较低、为了维持必须的健康水平而需购买医疗服务的投资者u。模型表明，健康资本水平较高的投资者持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也较高，当其健康资本下降的概率变大时，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也会下降。

当投资者的健康资本水平较低时，出于对良好健康状况的需要，他们往往会增加医疗服务的购买，即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对健康资本的派生需求。而医疗保险能够降低健康风险所带来的财务负担，增加人们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为了进一步分析医疗保险对风险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本文考虑医疗保险的赔付，对于两类投资者分别建立两期资产配置模型，结果发现，较低的健康资本水平降低了投资者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比重；无论投资者当前的健康资本水平高低，当投资者需要购买医疗服务以维持健康资本水平时，医疗保险的补偿作用都有利于促进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医疗保险的赔付比例越大，投资者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也越高。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健康资本水平越高，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越小，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及比重越大。

假设2：医疗保险支付部分医疗费用，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减少家庭用于医疗支出的财富，能直接提高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及比重。

假设3：医疗保险的补偿作用能够提高医疗服务的利用率，即增加健康投资，以改善健康资本水平，从而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及比重产生影响。

本文分别使用Logistics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居民家庭风险性资产持有概率及比重的影响，同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服务是否通过影响健康资本水平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本文以“家庭是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d_risk）”及“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r_risk）”为因变量，衡量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情况，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家庭财务决策人的自评健康状况（health）、财务决策人是否有医疗保险（medins）和家庭过去12个月医疗保健支出（不包含已报销和预计报销的费用）的对数（lnmed）。

（一）基准分析

表1反映了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影响的分析结果。从整体上看，医疗保险、健康资本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自评健康状况变量只提高了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概率，但对于风险性金融资产价值所占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拥有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及所占比重，说明医疗保险能够有效管理健康风险，对于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较大；医疗保健支出也能显著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及所占比重，但作用有限，优势比及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的增加幅度都较小，原因可能是因为医疗保健服务对健康资本的改善作用有限。

表2是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服务是否通过影响健康资本水平发挥中介效应来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医疗保险无论是对持有概率还是持有比重的影响，总效应都显著，但中介效应都不显著，将中介效应分解后，发现健康资本水平→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概率（比重）的作用是显著的，而医疗保险→健康资本水平的作用并不显著，即医疗保险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概率及比重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发挥作用。医疗保健服务无论是对持有概率还是对持有比重的影响，总效应、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显著，将中介效应分解后，发现医疗保健服务→健康资本水平的作用为负，健康资本水平→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概率（比重）的作用为正，即医疗保健服务的使用与健康资本水平负相关，这有可能是因为人们购买医疗保健服务主要是为了弥补疾病或伤害带来的负面健康冲击，但并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到之前的健康状况，或者人们考虑到时间和经济因素，选择恢复到差一些的健康状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主要在治疗上支付费用，而非预防。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研究上文结论的稳健性，以下分全样本进行分组研究。

首先是将全样本分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医疗保险和医疗保健支出变量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和持有比例都有显著影响，且与全样本分析结果一样；但对于农村家庭样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较低，家庭本身的投资能力就比较弱，且金融服务也没有普及，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本来就有限；二是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落后于城市，参保类型大多为新农合，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对于健康资本的改善作用有限，因而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明显。

其次将全样本区分为家庭资产较高的样本和家庭资产较低的样本，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医疗保险以及医疗保健支出变量显著提高了总资产较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及持有比例，但对于总资产较低的家庭则没有影响。本文给出的解释是：对于资产水平较低的家庭，没有多余的财富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且其能用于改善健康资本的投资也较少，因此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行为与健康资本水平、医疗保险及医疗保健服务的关系不明显。

最后本文以50岁为标准将全样本区分为中青年家庭组和中老年家庭组样本，发现医疗保险及医疗保健支出变量能够促进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及持有比例，但自评状况健康变量不显著；而只有自评健康状况变量与中老年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有关，医疗保险及医疗保健支出变量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年轻时，健康感受一般都比较好，自评健康状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健康资本水平；而当人们年纪较大时，生活经验比较丰富，自我健康评价既能反映身体健康状况，也能体现心理感受，能够代表健康资本的真实水平，另外，随着年纪的增长，健康风险不断增加，健康资本不断下降，医疗保险分担健康风险的能力和医疗保健服务改善健康的能力都不断下降，因此也不再显著。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首先，整体而言，医疗保险、自评健康状况及医疗保健支出都能促进我国居民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持有概率及所占比重，研究假设1、2均成立。其次，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发挥作用，原因是医疗保险没有显著影响自评健康状况，但在医疗保健支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总效应中，健康资本水平发挥中介作用，因此，研究假设3也成立。最后，家庭所在地区、总资产水平及户主年龄的不同，使得医疗保险、健康资本的家庭影响不同。

我国正处于金融市场全面深化的阶段，要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但要切实深化家庭的风险性资产配置，不仅需要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还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建设。首先，医疗保险通过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家庭资产配置上发挥引导和优化作用，因此，要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业的发展，充分满足居民家庭的保障需求，能够鼓励家庭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次，通过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模式教育等方法，可以提高居民家庭的健康管理意识，改善健康资本水平，降低健康资本风险，从而提高居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最后，由于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存在不一致，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等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普及金融知识，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提高农村家庭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接受度，从而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扩展其收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