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正常出生体重的同龄人相比，出生体重低的儿童往往有更多的健康问题，后续生活情况也更差。公共政策的关键问题在于，早期实施的干预能否抵消出生时体重过低和健康状况不佳的负面影响。例如，额外的医疗照护投入可以通过减少对社会项目的依赖，从而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

Almond等（2010）发现，出生体重略低于1500克的美国儿童住院费用更高，一年之内的死亡率更低。Bharadwaj等（2013）利用智利和瑞典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出生体重略低于1500克的儿童在小学和高中阶段的测试分数会高出0.13到0.22个标准差。除此之外，大量文献表明早期实施干预能够为儿童带来显著的益处(Currie and Thomas,1995; Chetty et al.,2011; Havnes and Mogstad,2011; Heckman et al.,2013; Chetty et al.,2016; Hoynes et al.,2016; Chyn,2018;Bald et al.,2019)。因此，本文研究实施早期干预对极低出生体重儿在学术成就、大学入学情况和社会项目支出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是指出生体重小于1500克的早产儿。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美国新生儿护理指南，所有极低出生体重儿都应被送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接受持续的专业护理。2012年，极低出生体重儿进入NICU的比例为844.1/1000（Harrison and Goodman，2015）。

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认定也可能影响是否接受特定医疗处理，例如，1500克一般被作为使用超声波诊断的阈值。此外，极低出生体重儿往往在出院后接受额外治疗，根据美国儿科学会指南的建议，许多医院对高危婴儿提供随访服务。

我们假设出生时的初始健康水平H由出生体重BW和不可观测部分ε决定。医护人员提供的医疗干预D由初始健康水平H的递减函数和随机成分ν决定。在1500克阈值处，由于医护人员对于极低出生体重儿的认定做出了反应，医疗干预离散地上升了κ。我们假设个体i的健康和医疗干预两方程模型如下：

这一框架明确表明，医疗干预D将通过递减函数g(H)与未观察到的健康状况H相关。这意味着，评估早期医疗干预对后续生活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我们使用如下断点回归来解决方程（1）和（2）的识别：

其中y是我们感兴趣的结果变量，d是一个驱动变量，等于婴儿体重与1500克VLBW阈值之间的差值。1(BW_i<1500g)是VLBW状态的指示函数，ε是回归误差项。对系数θ的估计将反映两种类型的影响。首先，θ包含了医疗干预的因果效应，因为干预在1500克阈值处发生了ΔD=κ的跳跃，且这一离散变化与初始健康的不可观测因素无关。第二，如果父母的行为或其他出院后投入针对极低出生体重儿的指定做出反应，那么θ也将包含出院后投入的效应。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以医疗干预和出院后投入为特征的结构模型。对于后者，我们假设到t期的投入是出院后投入ξ，初始健康水平和出生时医疗干预的函数：I^post (ξ,H,D)。个体i在t期的结果模型可以写作：

这一框架表明根据方程（3）得到的断点估计将同时包含D和I^post (ξ,H,D)变化的影响。方程（4）允许我们将断点估计改写为

其中ΔI^post是儿童在1500克阈值时获得的平均出院后投资的差额。因此，估计系数应被解释为在极低出生体重下增加医疗照护的总的政策影响。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克的水平上使用OLS和聚类标准误对方程（3）中的RD模型进行了估计，以解决出生体重的离散问题。参照其他关于极低出生体重儿的研究（Bharadwaj et al.,2013; Daysal et al.,2019），我们的将估计限定在1300-1700克的出生体重窗口。我们所有的分析都排除了出生体重在1500克阈值3克以内的婴儿。

我们使用两种类型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我们的分析主要依赖于匿名管理记录数据，该数据库由RIPL的研究者与罗得岛州合作建立。其次，我们使用医疗成本与利用项目数据（HCUP）中的医院出院数据。

1.HCUP样本和住院结果。为了提供早期医疗干预的证据，我们使用罗得岛州2002-2015年的HCUP记录。在这些记录中，我们主要关注两类儿童样本。首先，我们研究了1724名出生体重1300-1700克的儿童，HCUP提供了这些儿童的住院时间和总费用的未缺失数据；其次，我们研究了1245名出生体重1300-1700克的儿童，HCUP提供了这些儿童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度过天数的未缺失数据。

2.主要出生记录样本。我们使用1984年到2016年的罗得岛州出生记录（N=407697），并且施加了如下两个限制。首先，我们在1500克阈值附近使用RD设计确定影响，我们排除了婴儿出生体重小于1300克或大于1700克的样本。其次，我们删除了出生体重在1500克阈值3克以内“甜甜圈洞”的样本，以克服测量精度不足和医护人员取整倾向的影响。基于这些限制，我们的主要分析样本包含2726名出生体重1300-1700克的儿童。

3.出生记录样本的结果。我们在主要出生记录样本中加入几个行政数据源，以衡量童年和成年早期的结果。主要包括：补充安全收入项目（SSI）参与、留级、特殊教育服务（IEP）和测试成绩、高中违纪和大学准备、高等教育入学率、社会项目支出、产妇护理与压力、产妇劳动力市场活动和随后的生育、儿童两岁前医疗补助登记和支出、学校增值衡量。

1.医疗支出和健康干预措施的证据

我们估计了出生体重低于1500克阈值对NICU住院天数、住院时间和总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出生时体重略低于1500克阈值的儿童在NICU的住院天数显著增加了3.4天，对总住院时间和总费用则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

2.识别假设的有效性检验

我们的研究设计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在1500克阈值两侧，所有前定变量关于出生体重是连续的。我们利用方程（3）估计了不同人口统计学或产前特征对自变量的跨越阈值效应。第2列报告了VLBW指示函数的系数估计值。结果表明前定变量在断点两侧没有发现跳跃。 

我们还通过检查VLBW阈值附近的出生密度来检验我们的识别假设。图A.1的B组是1300克到1700克之间的出生直方图。该图包括了RD样本和1500克阈值3克以内的出生。与之前的研究一样，在100克间隔和盎司间隔上有明显的堆积。在1500克阈值附近没有明显不规则的堆积规律。我们进行了McCrary测试，未能拒绝出生体重在阈值处连续的原假设（p值=0.924）。 

3.儿童成果的结果

表2-4报告了基于方程（3）的回归结果。对于所有的结果，我们使用了1300-1700克的新生儿样本（不包括在1500克阈值3克以内的样本）。

表2报告了由方程（3）得出的儿童教育成果的结果。低于1500克的儿童在三年级的数学和阅读标准化考试中平均高出0.444分。五年级和八年级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也有类似的效应。图1.A显示了所有3-8年级的测试分数平均值，在1500克阈值处有明显的不连续。 

 表3显示，跨越阈值成为极低出生体重对高中和成年早期的一些结果有显著的有益影响。对于高中结果，我们发现对于非认知结果有有益影响。跨越阈值会导致高中发生违纪的概率下降13个百分点。

高中毕业后，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的入学率有了显著提高。表3和图1.B显示，略低于1500克阈值的儿童在22岁前进入四年制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出20个百分点。考虑到出生体重超过临界值的儿童平均入学率为30.5%，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们计算了儿童在10岁、12岁和14岁时的社会项目总支出。表4列出了跨越VLBW阈值对社会支出指标的影响。表4.A显示对于是否获得任何社会项目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与此同时，表4.B显示，所有社会项目的总支出都有下降。例如，我们发现出生体重在1500克右侧的儿童10岁之前的社会保障净支出比出生体重在1500克左侧的儿童低27291美元（p值<0.10）。

父母对儿童健康的潜在反应使得跨越1500克阈值效应的解释变得复杂。父母、教师和社区可以对儿童的健康状况做出反应，从而增加或减少对极低出生体重儿的早期医疗干预的直接影响。

表5展示了跨越阈值对父母反应的影响。我们首先研究了基于PRAMS调查的产妇护理指数和压力指数。护理指数是对婴儿护理问题正确回答的数量。压力指数是对有关抑郁和焦虑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数量。结果表明，我们发现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

接下来，我们利用收入记录研究产妇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如果母亲由于更多的住院护理而更多地工作，则跨越1500克阈值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如果母亲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孩子身上，则可能对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表5显示，产后两年的就业或平均年收入没有显著变化。

另一个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父母反应是随后的母亲生育情况。表5显示，与婴儿出生体重在VLBW阈值以上的母亲相比，婴儿出生体重低于1500克的母亲生育下一个孩子的可能性高6.4个百分点。

我们发现，在学术成就、大学入学和对社会项目的依赖方面，低于1500克阈值有显著的巨大正向影响。在3到8年级，略低于1500克阈值的儿童考试成绩比正常水平高0.34个标准差。他们上大学的可能性也增加了32%。在14岁之前获得的社会项目支出也减少了66997美元。分析这些效应的潜在中介，额外医疗照护的直接影响起了很大作用。我们没有发现跨越阈值对父母反应有统计显著影响。在1500克阈值上，儿童童年时期的学校质量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总体而言，本文表明，对低出生体重儿童进行健康投入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好处。

本文利用全面行政数据，为给低出生体重儿童提供额外的产后医疗投入提供了新证据。基于1500克阈值，本文使用断点回归方法估计因果效应，利用全面行政数据构建了学术成就、大学入学、社会项目支出等多个指标，全面而细致地展现了早期干预对后续生活情况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尽管主要估计在统计上显著，但估计标准误往往很大，缺乏精确性；其二，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在之前的文献中已经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对文献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