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市银行财报，形势大好。

2021年，59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归母净利润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2.31%，部分银行更是增幅超过20%。

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低基数的结果。有些银行的盈利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甚至仍处于负增长状态。

诸如在港股上市的天津银行、广州农商银行、锦州银行、哈尔滨银行、盛京银行，它们在去年的净利润下滑幅度超过20%以上，盛京银行甚至降幅达到65%。

哪怕没有疫情影响，部分银行也早就进入了事实上的瓶颈期，乃至下行期——他们的业绩最高点甚至在2019年之前。

那些跌落的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光鲜背后的另一面。

我国4000多家银行，上市银行不过数十家。

按理说，上市银行代表了银行业最优秀的群体，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作为曾经的城商行明星，锦州银行2015年末就登陆了港交所，一时风光无限。不久后，这家银行的乱象就浮出水面，其资产质量问题在2018年爆发，高峰时期为2019年，不良贷款余额376.85亿元，不良率达到7.70%，同时连续两年大幅亏损。

从2019年7月开始，在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下，锦州银行先是引入了工商银行、信达资产、长城资产战略入股，之后又引进央行控制的成方汇达与辽宁省国资控制的辽宁金控，累计注资达180.90亿元。

2021年，锦州银行实现净利润1.02亿元，同比下降33.3%，仅为巅峰期的一个零头。2017年，锦州银行净利润一度达到90.90亿元，如今看来，不过镜花水月。

相比锦州银行，盛京银行与哈尔滨银行看上去不算太糟，但三家银行的跌落轨迹高度相似，均体现了东北区域性银行所遭遇的困境。

2017年，盛京银行的净利润也一度达到75.74亿元，此后开始下滑，并在2020年急剧萎缩到12.32亿元。去年全年，盛京银行实现净利润4.31亿元，同比下降65.02%。

还有哈尔滨银行，去年该行净利润2.74亿元，同比下降63.24%。而在2017-2019年，这家银行的净利润分别达到52.49亿元、55.49亿元、35.58亿元。

今年4月，哈尔滨银行原党委委员、行长吕天君，以及原党委委员、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孙飞霞，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上市银行尚且如此，何况绝大部分未上市的呢。

龙江银行，全国为数不多的省级城商行之一，同样境况不佳。财报显示，去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44.07亿元，同比下降4.15%；净利润7.32亿元，同比下降22.49%。

在资产质量方面，去年末其不良贷款余额为40.0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3.31%，远高于同业水平，较2020年增加了1.12个百分点。

4月13日，黑龙江银保监局一次公布28张罚单，直指龙江银行内控管理机制不健全、内部问责不到位等19项违法违规事实。监管部门对龙江银行处以罚款1260万元，该行9家分支行及18名相关责任人也被处以罚款。

在此之前，龙江银行高管纷纷“落马”。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官网显示：

2020年12月，龙江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关喜华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贪污犯罪、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

2021年1月，龙江银行原监事长李久春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犯罪，被开除党籍。

2022年3月，龙江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辉因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把金融审批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等行为，被开除党籍。

早在2014年9月，龙江银行首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杨进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其罪状包括收受贿赂、拥有双重国籍、为亲属提供便利等。张建辉正是他的继任者。

对银行业而言，东北地区的考验无疑是艰巨的。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3%，同期大连、吉林、黑龙江不良贷款率分别是5.95%、2.81%、2.4%。

去年六大行的不良贷款率全部下降，不过建行、农行、交行和工行的东北地区不良贷款率均在上升，其中建行更是增加0.86个百分点至3.81%。

辽宁保监局未公布不良贷款数据，但披露了去年辖内银行业（不含大连）亏损246亿元。而从上市银行披露的情况来看，交行、光大和民生等银行在东北地区已经连续出现了亏损。

不只是东北。

一边是净利差收窄，一边是坏账压力，这是所有银行都在面临的挑战。一旦遭遇黑天鹅，风险就可能集中爆发，将银行拖入泥潭。

以汉口银行为例，去年这家银行实现净利润12.16亿元，同比增长19.26%。不过，该行在2019年的净利润一度达到21.49亿元。

在疫情突袭的2020年，汉口银行计提了29.61亿元的贷款减值准备，较上年增加超过10亿元，其不良率从1.71%上升到2.93%，拨备覆盖率从240.71%下滑到136.52%，拖累净利润被腰斩至10.20亿元。

截至去年末，汉口银行的不良率依然维持在2.87%的高位，拨备覆盖率仅为135.24%，距离2019年巅峰期的面貌，还很遥远。

跌落更明显的是武汉农商行，它一度是全国农商行的尖子生，各项经营指标都排在行业前列。2014年，武汉农商行的监管评级达到2A级，被评为全国农商行“标杆银行”。

与汉口银行一样，武汉农商行在2020年业绩降至谷底，净利润跌破10亿元。2021年，武汉农商行重返增长轨道，全年实现净利润10.47亿元，同比增长10.43%。

遗憾的是，早在十年前它的盈利就超过了10亿元——2011年，武汉农商行盈利11.23亿元，同比增长35.32%。2013年，武汉农商行的净利润首次达到20亿元，并于2014年达到23亿元，此后就一直在24亿元上下徘徊。

这股疲软的势头在2019年全面暴露，当年净利润跌破20亿元。同年9月，银保监会披露了武汉农商行存在的21个违法违规行为，并依法对该行罚没合计937.86万元，同时对14名责任人员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从资产质量来看，2018年，武汉农商行的不良率一度达到3.59%。经过连续多年的消化，到2021年末，该行不良率仍然达到2.55%，好在拨备覆盖率回到了191.08%。

值得强调的是，武汉农商行所遭遇的困境，不完全是疫情所带来的。2013年以来，在资产规模倍增的同时，为何这家银行的业绩却原地踏步乃至走向倒退？

这样的增长陷阱，更值得思考。

广东南粤银行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

财报显示，截至2021年末，该行总资产2062.53亿元，同比减少14.27%；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2.52亿元，同比减少33.73%；净利润4.23亿元，同比减少72.52%。

南粤银行前身为湛江市城市合作银行，2011年9月更为现名。

借着曾经的政策红利，2010年前后，南粤银行先后成立了广州分行、深圳分行、重庆分行，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扩张步伐，资产规模快速膨胀，但其公司治理与经营能力并没有跟上来。

从2014年至2020年，南粤银行的营收增速一直处于逐年波动下降的趋势。在激进的扩张时期，各种问题都很容易被掩盖，一旦增长慢下来，遭遇发展瓶颈，矛盾就会随之爆发，高管的频繁变动则是典型症状。

2017年，南粤银行便有行长、行长助理、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四位高管离职；2018年，空缺一年多的行长之职由原广州农商行副行长陈武担任；2019年，该行董事、常务副行长甘宏辞任；2021年10月，掌舵南粤银行长达14年的党委书记韩春剑被免职。

这家银行的股东问题也在恶化，两家主要股东——新光控股与金立通信均陷入破产，它们所持有的的南粤银行股权也均被冻结。

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末，南粤银行成功引入粤财控股为控股股东，由一家民营企业控股银行，转变成为省级金控背景的国有控股城商银行，资本金大幅提升至193.77亿元，跃居至全国城商行第六位。

在粤财控股的加持下，今年以来，先后有20多家国有、股份制和大型城商行与南粤银行洽谈授信，500余家同业机构对其审批了有效授信额度，金额总计近2500亿元。

谁叫它出生在广东呢。南粤银行也算因祸得福。

2020年8月，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由学术总顾问吴晓灵牵头完成了《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当前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专题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国内出现问题的银行基本都存在这种现象。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曾总结：

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暴露了公司治理失效、内部人控制、监管不力、“猫鼠一家”、内外勾结、违法犯罪、金融腐败等问题。

本质上都是人的问题。

说个“鬼故事”：

全国共有4000多家银行，而本文所提及的银行，基本都是Top100。

不过，据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或许无需过度悲观：

从趋势看，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峰值减少一半，连续6季度下降。2021年四季度，全国高风险机构数量316家，总资产仅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