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新闻业被全面裹挟进数字化浪潮之中，行业壁垒和渠道垄断被打破，传统纸媒的影响力和利润不断下滑，新闻业的这种不确定性被广泛定义为“危机”（Zelizer, 2015）。新闻业者在深刻的危机意识下迫切寻求改革，对创新呈现出开放性姿态，于是新的传播技术和生产机制被广泛引入编辑部，新闻业正在进入一个技术导向的时代（白红义，2018），由数字化转型与媒体融合主导的变革语境成为讨论新闻生产的重要背景。面对强烈的外部冲击和内部转型的压力，媒体一方面强调传统的采编记者要成为全媒体人才甚至是智媒人才，另一方面大量引入新的工种——前后端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产品经理、UI设计师等，期待促成媒体的技术化转向。

以往的新闻编辑室是以职业新闻人为核心的，而如今的新闻创新生产团队里存在两股差异较大的工作流：一方由传统媒体转型而来或具有新闻教育背景，代表了传统的新闻价值取向；一方是技术出身，可能对新闻理论知之甚少，但却是众多融媒项目的实际操作者。在传统媒体的采编业务中，记者几乎可以一个人撑起一篇稿子，记者与记者、部门与部门之间分工相对明确且单一。而在创新作品生产中，跨岗位、跨部门甚至是跨机构的协作成为常态。这种对协作的需求促使记者由“一匹孤狼”向融媒体团队成员进行角色转变（Verweij，2009）。技术的广泛介入有没有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团队合作面临哪些挑战？这些都成为摆在新闻生产领域的新问题。

近年来，新闻创新的举措已经从数据新闻、信息可视化等单项的具体的技术升级为综合性、全局性的自动化新闻、智能化编辑部，甚至是突破以往机构设置的新闻辅助机构，如新闻初创公司、实验室等。在探索技术的热情之下，业界和学界难免会有混淆期待和实际的情况，对创新的评价有简单化或理想化之嫌。来自创新主体或外部专家的说法虽然描摹出了一幅带有未来感的智媒生产画卷，但也常常让人产生误解——仿佛一旦项目搭建起来了，媒体就自动转变为“智媒”了，从而陷入了“技术本身能自动生成社会变革”（Domingo，2008）的迷思。目前部分关于如何转型、如何融合的分析倾向于将创新当作沿着规划路径发展的线性过程（Shin & Lee，2011）或聚集于静态的创新策略或项目本身，较少有将新闻创新视作一种由人参与的动态过程并分析其内在机制的改变。

作为补充，有学者在研究中引入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并将新闻创新视作“发生在特定地点、因特定行动者（记者、管理者、技术人员）的决策而演化的历史性的嵌入过程”（Weiss & Domingo，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为核心的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纲领。ANT最初用来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后来作为一个分析框架被广泛地运用到地理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姜红，鲁曼，2017）。

与“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相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坚持的是“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认为社会是很多异质性事物之间联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2008：221）。前者诉诸于“社会”的概念, 以社会解释社会，比较擅长描述构成社会世界的实质性要素, 但是当发生创新, 群体边界不确定, 被描述的实体的范围在变化时, “社会的社会学”就会对追踪行动者新的联系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逻辑中，新闻创新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这幅智媒画卷本身，而是构成所谓“智媒”的那些线条（即行动者）是如何动态连接在一起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actors）”是拉图尔为批评功能主义的观点而提出。功能主义将行动者看作处于某种特定位置以完成该位置预设功能的人，但拉图尔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translator）而不是单纯的中介者（intermediary），他们本身具有能动性，能够将接收到的信息和条件进行转化，并制造差异。“行动者是任何能使周围空间弯曲、使其它要素依赖于它并将其他人的意志转译成它自己语言的元素。”（Callon & Latour，1981：286）行动者不仅是人，也可以是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会理解为“人类行动者、技术和物体之间的连接网络化”的结果（Couldry，2008）。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转译”或“翻译”（translation）。拉图尔（2015：184）说：“我用转译表示的意思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interests）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转引自刘文旋，2017）更具体的解释可能是，行动者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断尝试说服其他行动者，从而使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与自己的达成一致（Shin，2010）。卡龙则提出转译通过四个阶段实现：第一是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第二，利害关系化（interessement）；第三，招募（enrolment）；最后是动员（mobilization）（Callon，1986：196；Shin，2010）。这四个阶段也并非严格按照顺序发生，而是交织在一起，行动者或创新者每实现一个阶段都代表了协商中的进步（Aka，2019）。

拉图尔在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阐释中还借用了“黑箱（black box）”这个概念。对于新闻生产创新，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或想象生产部门里作为输入的程序员、设计、剪辑、主持人甚至是音乐、电影等细分领域的专业人才，还有作为输出的互动产品，但是这些输入是如何由“一系列行动”具体转化为稳定的输出，外界无从得知。拉图尔恰恰认为我们应当观察“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 ，而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 ready-made science) 或者“既成科学”( all-made science) （刘文旋，2017）。网络中每一位行动者的位置都是随着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权力、策略以及他们对网络的理解所形成的平衡而持续变动（Weiss & Domingo，2010）从这个角度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创新视为转译过程（innovation as translation process）的出发点恰恰是当前部分静态的融媒分析所欠缺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让国内外的研究者们以更为现实的态度去反思编辑室如何更好地吸纳技术以及技术给新闻生产带来的具体变化。尽管内容和技术人员的专业理念、技能方法和角色定位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可能反而构成了合作的基石。

在国内的新闻创新的语境下，互动、人工智能、算法、VR和5G等新兴技术将有能力操作技术和无能力操作技术的主体之间的分割线切得更深。编辑室中不同群体的协作情况需在具体情境中细致考察。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以了解不同机构中内容生产者与技术人员的工作情况。根据笔者的初步观察，内容和技术协作的困境在媒体中普遍存在却又不易察觉，本文在搜集创新案例后尽可能地选择技术对整体生产影响较大或探索技术意愿较强的新闻生产团队，在这些团队中内容与技术的冲突更易捕捉到。最终联系到5家媒体或媒体技术公司的10位从业者，受访者中内容和技术人员几乎各占一半。值得注意的是，所选取的访谈对象都直接参与过大型融媒项目的生产，因而有助于提供协作层面的具体信息。

本研究选取的5家媒体机构或媒体技术公司具有一定代表性，展现了媒体和媒体技术公司中内容与技术不同的融合形态。大部分访谈通过电话完成，时长在40分钟至2小时之间。访谈时间为2020年1月至3月。为保护访谈者隐私，文中已对访谈对象进行匿名处理。

（一）内容与技术：谁来主导？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转译”意味着行动者不断将各方的利益协调与自己的达成一致，让自己的网络成为其他行动者的代言者。这种协调一致的过程既是竞争的，又是合作的。在实际的新闻创新实践中，从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采编人员或是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的年轻人往往负责内容生产，而其他技术人员同样担任了重要岗位，构成了越来越多元的融媒团队，新闻生产边界更加模糊。这一部分将通过询问从业者“内容或技术谁是主导”来观察各方的转译过程，探究内容或技术缘何会成为主导。

在访谈中大部分人认为内容人员（集中体现在编辑、记者、策划这三个角色）仍然是生产的主导力量。首先，他们认为内容人员是新闻事实的采集者和整个创意的提出和实施者。在其他参与人员没有太多想法的情况下，内容人员几乎是团队的“核心大脑”。相比于传统新闻编辑部，参与创新生产项目中的人员更多更杂，就会存在更多的转译过程，给生产带来协调上的困难。内容人员作为主导力量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生产团队为了节省成本，不会专门设立互联网公司中常有的“产品经理”一职，内容人员除了负责新闻创意和文案，还要协调团队上下的生产。凭借着良好的沟通能力，内容人员“在各个角色当中纵横捭阖，不停跟各个角色沟通，去理解各方的看法，照顾各方的情绪”（E，编辑）。

相比于内容人员的主导地位，大部分工程师实际上较为独立，一些非交互类的融媒项目主要由掌握一定数字化技术的记者或编辑完成，只有在工程难度较大的项目中，工程师才会部分介入新闻生产之中。“我们一般告诉开发最后要什么样的效果，然后他们就会去完成相关的程序等，开发不会是一个主动沟通的角色。”（E，编辑）F也认为工程师不必过多参与，“文章的角度、广度、深度的决定者都是编辑。可视化只是配合，提高读者获取内容效率。再酷炫的设计和动效，如果阅读起来吃力就尴尬了。”（F，后端工程师）

根据钱进和周俊（2016）的观察，在部分创新生产团队中，编辑们在没有隔板、相连的办公桌前工作，从而方便时刻联系，而工程师们则是在专门的用玻璃隔断的房间中单独工作，安静的氛围有助于其从事高难度的编程。这种工位的设定承认了技术性工作与传统新闻实践的差异。一方面工程师们从新闻室外进入到新闻室中，传统新闻编辑室的空间壁垒被拆除；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技术在进入新闻的空间中，工程师与新闻团队的融合程度不高，地位较为边缘。访谈者们也提到无论是在团队内部还是外包任务中，技术人员依然处于很“被动”的位置。

对于外部技术公司来说，其主要任务并非新闻生产，和媒体合作的频率相对较低，主要是作为服务供应商单纯地提供技术，直接“授人以鱼”，对新闻生产环节的影响较为有限，全流程的核心仍掌握在内容人员手中。

通过强化内容人员在提出创意和协调全程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弱化技术人员深层参与的可能性，例如多次做出技术人员不善言辞这样的判断，内容生产者成为实际网络的核心行动者。有意思的是，技术人员也认可了这种主张，他们主动接受了自己作为“手”的功能，以此远离“脑”的责任和工作。在这些团队里，行动者网络以内容人员为主导的方式形成，但内部不同行动者之间相对疏远，竞争合作程度较低。

但并非所有工程师都是被动的，团队内部的知识壁垒和沟通氛围可以影响到工程师的角色。最直观的例子是某数据新闻团队中的前端开发H经常在本职工作之外，独立承担其它岗位的角色，例如作为记者操作选题，或是作为设计完成简单的图表制作。这种岗位流动的现象，正是因为“大家都很理解彼此的工作，团队之间专业或者岗位的壁垒很小。”（H，后端工程师）而前端工程师L是传统媒体的美术编辑，通过自学代码而转到新闻产品的前端开发，顺利实现再技能化。L自身具有丰富的媒体经验，“会主动向编辑记者要内容，向设计人员提供设计图样”，再加上单位鼓励“所有细节的人员都参与其中进行讨论”，因此技术人员参与的程度也会更深。在这类行动者网络中，虽没有明确的核心行动者牵头，相对熟悉彼此工种的异质行动者也能较为容易地达成转译的过程。

（二）协作生产中的矛盾

创新被视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而被媒体特别是管理层寄予厚望，然而新闻创新的过程即是拉图尔所说的黑箱，技术和内容行动者之间直接究竟如何完成转译仍有待考察。这一部分将具体呈现新闻创新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摩擦，包括技术需求矛盾、生产观念矛盾还有内外部立场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

1.难以理解的技术需求

来自不同工种的成员有着各自的工作概念、话语方式和思考逻辑。当多元岗位聚集在一起工作时，表达沟通过程中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在所难免。这在创新团队沟通技术需求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D认为：“媒体行业算是很传统的行业，互联网技术甚至是其它的数字技术进来后，原来那些只做采编的人也要试着去学这种东西，但是他们可能一下子也说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提需求的时候，开发团队也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即使是相同的词句，在异质行动者这里也会发生转译，在需求沟通中内容人员认为数据可视化“不好看”可能指“新闻读者的理解容易出现问题”，而设计所说的“不好看”则是艺术上的不够美观。

在项目执行之中，开发人员较少亲自去前线，如果只是在后方工作，就很难结合采编的实际情况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这时他们反而会被采编团队认为是“想当然”。“前线内容团队会问开发到底需要拍哪些素材才能实现特定的技术产品，但是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就让我们随便拍，缺乏系统的方案。其实还是因为技术人员没在前线，他不知道有什么，所以不知道要让我们拍什么。”（K，记者）

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化，媒体需要不断推陈出新，而媒体普遍缺乏人力和技术资源，寻求外部力量成为一大趋势。当前技术的类型过于丰富并且在不断演进，资源相对稀缺的媒体很难在单项技术上持续投入，因此媒体的创新团队仍在不断加强与外部技术团队的合作。

创新中的媒体广泛和外部公司合作，整体生产边界大幅向外扩展。合作中的技术需求如何表达、如何实现都需要通过大量沟通慢慢敲定。经常负责与媒体对接的E就深感协作之难:“有的对接人沟通协调汇总能力不够强，不清楚领导想要什么样的，汇总不了他们那边的整体意见，大家在群里抛出很多需求，有时候意见还是相互矛盾的，技术团队就会很纠结到底听谁的。”（E，编辑）

2.难以融合的生产理念

新闻生产创新团队中的岗位和背景十分多元，对于仍处于起步阶段的生产来说，从事新闻和从事技术的人员先前所形成的常规依然会决定各自的思考和工作逻辑，设计师、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在和记者、编辑协作的过程中会因为不同的专业理念而产生矛盾，例如设计会优先考量审美配色等，而编辑会较为看重内容是否便于理解、是否充实、重点是否突出等因素。“这就需要双方去argue（争论），需要有一方退步或者一方积极争取。”（E，编辑）无论是艺术美感还是数据科学的逻辑，这些都对传统新闻理念的权威性构成了明显的挑战，不同理念的争夺越来越明显。

融媒项目的生产理念和传统编辑室的思维往往存在差异。例如程序员吸收了科技公司中产品迭代的思维，新闻编辑室中的技术人员经常会发布一个未完成状态的项目，再持续不断地根据反馈意见更新、升级并对技术漏洞开展修复。而传统调查报道团队的生产常规是播出之前一定要编辑、完善故事（厄舍，2016/2020：155）。双方的习惯源于特定的职业背景：科技公司强调速度和效率，短期内拿出一个成品有助于推进项目；而媒体不断编辑审核可以在大规模传播之前规避虚假信息的风险，维护媒体最重要的品牌价值——权威性。如此一来，融媒生产中的“不完美”特点可能会挑战记者的完美和安全期待。厄舍（2014/2019：213-217）还曾观察到在《纽约时报》的变革中，有的传统记者会抱怨“多媒体是病毒”，即对互动性内容的追逐已经传染了整个编辑室，他们的沮丧感不仅来自制作互动新闻往往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还在于他们对于互动性工作流程和传统工作流程的区别带有抵触情绪，对他们来说“从不愿向你透露消息的人那里打探出什么，与说服他们来录一段视频或录音是两回事”。

技术人员并没有将新闻作为故事来看待，而是依据以往的专业背景或工作经验将其视为一种由各种部件构成的产品——“信息”(information)。对于程序员来说，新闻也许可以脱离叙事和更长的时间背景，由新技术中诞生的独立产品也是新闻（厄舍，2016/2020：106-109）。而传统记者则遵循专业主义的传统强调新闻的问题导向，倾向于认为技术是对已有新闻文本的补充或者锦上添花。创新是网络中位置和角色不断转译的过程，行动者在其中为自己的策略和定义能战胜他人而相互争夺（Weiss & Domingo，2010）。这种观念的争夺也在新闻创新生产中明显存在——看重美感还是表述清楚明确，追求表现方式还是信息价值，文字为主还是文字为辅，这些问题困扰着创新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3.难以平衡的内外部立场

除了团队内部的个人差异，不同机构的专业考量会在合作时带来极大的掣肘。媒体为兼顾成本和创新而选择大量与外部技术公司合作，媒体找到E的团队主要是看中他们在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的专业能力，而媒体往往对这一领域不够理解，单方面要求形式“炫酷”或内容“信息量大”，而E认为这种要求不符合视频用户的观看特点，因而引发沟通矛盾。

有的外部公司受限于行政权力和采访资质无法策划传播性强的新闻作品，而为主流媒体提供技术恰好可以取长补短，在新闻作品的广泛传播中收获公关效果。尽管与大型媒体合作具有曝光量的优势，但外部公司仍然看重经济利益，在合作中有和媒体难以相融的立场。还有一些受访者提到对于喉舌性媒体来说，审核制度会比较严格，会在创新作品的媒体专业度或政治敏感度上有更多考量。

而对于和媒体机构合作的技术公司，层层审核制度会极大地耽误生产进度，甚至最终导致大面积返工的现象。“领导看过了，还有领导的领导，最后还要经过专门的部门审核。可能突然到某一步的时候他们说不行，然后又给退回来，这整个时间跨度会很长。”（E，编辑）作为项目负责人的E坦言作为乙方和甲方媒体沟通合作真的“很难”，“客户也有很多难以抵抗的因素。我是工作了之后才明白，媒体真的有很多无奈的点。”由此可见，背负着特定组织生产特点和立场的异质行动者之间实际很难形成稳定的生产网络。这些考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和稳定性，但难以避免地成为媒体持续创新的一大限制条件。

（三）边界生产的策略：降低行动者异质性

从访谈结果来看，创新团队在跨边界生产中首要的策略是加强沟通，积极创造不同背景人员的对话机制，让内容和技术之间的讨论成为一种常态以降低行动者的异质性。在行业的新技术普及程度不那么高、生产缺乏足够经验时，团队往往需要专门协助记者和技术人员进行媒体创新生产的“中间人”或“翻译”，一般由既懂内容又了解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担任该职。

然而中间人作为编辑室里的缓冲力量并无法完全解决内容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分歧。中间人亦是转译者，是网络中能制造差异的行动者，机构为缓解矛盾而设置中间人的初衷可能会在这里发生进一步转化。例如，Schmitz Weiss和Domingo（2010）通过参与式观察发现西班牙某网络新闻编辑部的中间人团队负责接收记者的技术咨询并将部分问题转给程序员，由此成为了内容和技术团队的“过滤层”：他们认为将过于日常或难度过大的技术问题转给繁忙的技术人员都不合适，导致编辑记者的很多想法并未受到重视——中间人的设置本是为了促进创新团队的沟通，反倒成了阻碍创新的一种机制。

培育日常讨论的机制有利于形成良好氛围，缓解不同岗位的沟通矛盾。H所在的数据新闻部门会每月举行一次分享会，主持人提前搜集国内外的数据新闻案例，在会上团队一起讨论作品在内容和技术上的创新点，成员将这样的分享会视为团队持续创新的来源。“一直有这样讨论的氛围，讨论着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大家比较喜欢保持这种创新的状态。”（H,前端工程师）在他们看来，生产中出现矛盾是常态，创建起解决矛盾的讨论氛围才是推进创新生产的关键。受访者H提到在他们团队中会经常使用画草图的方式来缓解内容和技术的认知差异。草图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有助于直观展示不同方案的效果,成为加速多方转译合作的催化剂。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新需要时间，新兴技术的应用效果刚开始可能并不好，这是不可避免的，团队需要不停尝试让异质行动者能逐渐获得技术如何赋能新闻的共识。

新闻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技术的强势介入，部分研究者们要么将新闻创新当作是按照规划严格执行的线型过程，要么停留在对创新作品本身的描述，仅从表象来看融合情况，而未能将创新视为一个异质行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转译过程。近年不断涌现的优秀报道作品激发了学界和业界的研究热情，但生产背后的内容和技术合作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从创新作品的生产流程来看，起主导的依然是内容人员，技术团队往往处在生产的末端，较为被动地接受地内容团队的创意和指令。这种生产模式有助于维护媒体一贯的品牌形象，保障了生产内容的稳定性，但是与理想中的革新仍有一定差距，长此以往可能陷入固步自封的困境。同时，媒体机构与外部公司的合作中，技术团队和内容团队仍较为独立，更像是媒体对具体技术的“点菜”而非合作做菜。总的来说，团队内部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与外部力量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剧烈松动，所谓大步创新的背后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相反，一些比较主动介入生产的技术人员却展现出他们的极大作用，这些行动者的融合背景或较好的沟通能力能帮助他们清晰迅速地和内容团队完成问题化、利害关系化、招募、动员的转译过程，在协同生产中有效帮助新闻作品上升到新的水平。

不同的岗位认知或专业理念为团队合作带来了冲突，内容和技术团队在“提需求”和“满足需求”之间的摩擦加剧了内外部沟通的障碍，双方都可能因为自身知识的欠缺从而对对方领域存在误解，甚至往往会出现“想当然”的情况。不同新闻行动者对权力的争夺，如内容和技术人员围绕着内容驱动或技术驱动、媒体和外部公司围绕着公共事业和商业利益可能出现较大分歧，导致难以真正融合。一般来说，市场上公司更加追求效率，而媒体则有诸多专业性和政治上的考量，这些由所处位置不同而带来的沟通困难、节奏不一都让创新的行动者特别是对接人感到无奈和沮丧。

各媒体、媒体技术公司的属性、目标不同，各岗位的任务、从业者的行事风格不一，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内容与技术协作的范本。一般来说，小型团队更加年轻化、成员的新媒体技能储备更丰富，内容和技术的专业沟通壁垒较低，但是资源相对不足；体量较大的传统媒体难以达到“小而美”，内容和技术的协作需更多磨合，但在创新中的整体协调能力远超小型机构，各家媒体和媒体技术公司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探索。事实上，内容和技术融合过程中明显或微妙的转译冲突或许恰恰说明以往部分落后的生产要素正在发生改变。尽管如此，培育良好的沟通机制仍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改善方案：讨论会、交流平台、学习会等活动能扩充内容和技术双方的知识结构，改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认知和关系；引入草图、协同工作软件等非人类行动者有助于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加强技术人员的参与、树立“全员全程”参与的理念虽然看似降低了短期内生产的效率，但或许可以为创新注入可持续性的内生动力，让技术真正赋能新闻生产。

*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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